每到夏天，那件在“优衣库”买下的绿色T恤都会被我洗了又洗，穿了又穿，虽然他说离远看，我好像一个移动的邮筒那么扎眼，可我不在乎，照穿不误，只因T恤上印有我最喜欢的一行数字：1970。
可以说，1970年是一座罗马城，条条大路通向它，而我独爱洒满音符、开满节奏、铺满旋律的那条路。
有位英国作家说过：“生活就好像是Airfix模型，再大的题目都会落实到最小的细节上。”那年份的细节会是什么呢？一天又一天。
热衷收集历史上今天所发生的重要音乐事件以及音乐名人逸事的英国著名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曾出版过一本《永恒的日记———每一天的音乐》，以供像我这样有“年代考据癖”的八卦音乐爱好者，浏览、查阅、自娱自乐。和1970年有关的音乐事件，其实并不多：据《纽约时报》社评记载，1970年1月4日，美国“桂冠指挥家”莱昂纳多·伯恩斯坦和夫人，在他们位于公园大道上的豪宅里为“黑豹党辩护基金会”举办一次晚宴。但主人风雅客人寒酸的场面让双方都感到屈辱。
1970年10月31日，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一封写给《真理报》却被拒绝发表的信中，为被放逐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辩护，并且让他躲在自己莫斯科郊外的家中。罗斯特罗波维奇立即遭受到官方同样的迫害。同年的11月27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但他因政治原因无法领奖。
除去那些与音乐大师的风骨有关的官方记录，我所记得的与1970年有关的音乐事件，是那年的3月25日，上译译制的前西德电影《英俊少年》上映。片中的英俊少年海因切，当他放开歌喉，唱出《小小少年》、《两颗小星星》、《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时，那翩翩丰姿、纯纯笑容，那声动梁尘的歌声，一点儿不逊于今天的贾斯汀·汀布莱克、贾斯汀·比伯什么的———和当年无论歌声和外貌都“原生态”般优质的小海因切相比，他们都显得有点儿假！
1970年，鸟儿衔着音乐的种子飞过一些窗口，一些在这一年出生的小孩，长大后都长成了出色的歌手：黄格选、林依轮、刘若英、莫文蔚、光良、苏慧伦、吴奇隆，仔细听，他们的歌声里都流动着属于“1970年”的相同气韵。
台湾音乐人马世芳在《地下乡愁蓝调》一书中，这样总结1970年的音乐事件：“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二重唱西蒙与加芬克尔、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摇滚宗师‘地下丝绒’纷纷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骜不驯的偶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相继暴毙……在这一切令人沮丧的消息中，最令全球乐迷心碎的，恐怕还是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则外电：保罗麦卡特尼宣称脱团单飞，披头士正式解散”，马世芳由此得出结论：“一九七○年大约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
马世芳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坐进时光机，选择一个日期，改变你所知道的音乐历史，你该选哪一天，回到什么地方？
我肯定会选回到1970年。
我会在1月8日赶到雅典，制止导致希腊作曲家贾尼·柯里斯托丧生的那场车祸的发生，这样的话，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可以过完44岁的生日了，再过些日子他就可以为歌剧《奥瑞斯提亚》写上完美的结局。
我还会在8月10日坐着时光机飞到德国的孔宁施多夫，52岁的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完成了一部康塔塔，“我环顾四方，便看见阳光下所有不公之事”，当他得知自己将永久失明之后，意欲自杀，我一定要向他推荐那本英国小说《自杀俱乐部》，不仅是因为书中四个想要自杀的人到最后都活得好好的，最重要的是在书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治疗不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幸福，别人怎么说我不管”。
然后，我要马不停蹄地在9月18日那天赶到伦敦。刚刚读完伟大的黑人乐手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传记《满是镜子的房间》，我知道：如果能在那天晚上10点之前赶到撒马尔罕旅馆的地下套房里，也许能劝说吉米不要一口气吞下9颗俗称“红中”的安眠药，尤其不要一边喝酒一边吃药，那样会在入睡时呕吐，并因醉得不省人事，任由呕吐物噎住气管而亡的———多年后，The Who乐队的鼓手Keith Moon，还有“男孩地带”的主唱Stephen Gately都是死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真有一架时光机，我是不是就能解救吉米这位彻底重新“发明”了电吉他的旷世难寻的天才呢？吉米曾说过：“我不在乎地位、名声与金钱，我的梦想是抱着吉他，过着四处为家，让别人的日子充满温情的生活。所以，在大家的心合而为一之前，我不会离开舞台。”大家的心还没有合而为一，所以吉米仍留在舞台上；因为音乐恒久存在，大家的心在渐渐融合，所以吉米们的身影在时光的舞台上渐行渐远……
为什么会对1970年情有独钟呢？因为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出生。如果要寻根的话，我的根深扎在1970年的土壤中，虽然那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但余音袅袅，绕梁不去，伴我日日与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