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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宝”传奇

“文革”时期,我的年过花甲、体弱多病的父亲因顶撞“革委会主任”被关押在大队小黑屋里批斗。当他被人送回家时,已奄奄一息。

本村的老中医来了,细细诊了脉,又配了药,然后把我拉出门说:“你父亲的病可不轻,你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无奈地叹口气。

几天里,父亲高烧不退,肚子肿大,水米不进。我和母亲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街坊邻里们带着礼物来瞧父亲的络绎不绝,东街李大娘还带来一条及重要的消息,说有一种叫“狗宝”的药能治父亲的病。

“什么‘狗宝’?那可是只听说没见过的东西啊 !”我摇摇头说。

“‘牛黄、狗宝,闻闻嗅嗅病就好’,我也听老辈人说过,可去哪儿找这种起死回生的妙药啊 !”母亲也摇着头说。

李大娘悄声说:“你不知道,咱村丁老光棍就有。可这人外号叫‘老犟驴’!仗着自己是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谁也不怕。他的亲朋好友问他求药也没有,他说这药啊,是他心肝宝贝狗的命根子呢!”

救父心切,我硬着头皮来到丁老汉家。

栅栏门没有关,此时院里只有一人一狗蹲坐在大槐树下。丁老汉七十多了,孤身一人。夕阳的余辉落在他脸上,映出像大槐树皮一样的沟沟坎坎。此时,正低声对他的宝贝狗说着悄悄话。

他的宝贝狗是本地土狗,毛色灰黑,只有四只蹄子是白的。狗不但老,而且瘦骨嶙峋,眼神也不活泛,蹲在那里不吃不喝,只是在慢慢吞吐着一块比乒乓球略小些的东西。

“大爷”我压低声音,生怕惊恼他。

没料到,他没扭头看我一眼就说:“我晓得你会来的,我正在给它讲你父亲的事呢。”

啊?原来是这样,看来我父亲的事在全村已家喻户晓了。

前些日子,靠“造反”有功而当上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李大宽异想天开,命令我们队社员深翻了四十亩良田,想弄一处“学大寨样板吨粮田”。他把队里社员们的细口粮小麦扣下一半做种子。按他的理论:种一粒长一穗,那一穗麦子最差也结两个籽儿。种一收二,按最保险的估计,每亩种上一千斤麦种,秋收时就成“吨粮田”了!他强迫社员在地里来回摇耧插秧,每亩必须种足一千斤麦粒。社员们对他这种糟蹋粮食、浪费土地的行为敢怒不敢言,只有我父亲人犟,挺身而出阻止他的蛮干,因此被扣上“反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帽子,揪到大队挨批斗。

“本来这件事该我去阻止他,可让你父亲遭了大罪!我真无脸去看望他。这能救命的药该给他试试!”丁大爷语气很重,边抱怨自己,边用发颤的手朝狗嘴前放下一块方白布。狗迟疑了片刻,就乖乖地将那乒乓球大小的东西吐在白方布上,尔后闭上双眼,眼角挤出两滴泪。

丁大爷小心翼翼地裹好那东西递给了我。我双手抱在了怀里,激动得连句道谢的话也没说就急急跑回家。

家里,李大娘还没走。母亲和几个未走的乡邻都围着父亲唉声叹气。人们一见我很快取来“狗宝”,个个喜出望外。李大娘用细瓷碗片儿从“狗宝”上面轻轻刮了些白粉末,在白纸上匀成三份。取一份用汤匙给父亲灌进口里。然后她又拿起“狗宝”在父亲的“太阳”穴上、心口上各擦按了一会儿,然后长舒了口气说道:“行了,高烧该退了。这二份药明、后天服用!”她又吩咐我说,“快送还人家!再晚了恐怕那狗……”

我不信这药能那么灵。上前摸摸父亲的额头,果然不烫了。

当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狗宝”来到丁大爷家时,那狗已经断了气。丁大爷沙哑着声音说:“这狗跟我快20年了。它通人性,知善恶。有人说它四蹄带白是为我穿孝,谁知它竟死在了我前边!你拿铁锨帮我在这槐树下挖个坑吧!”

狗是我埋葬的。月光下,我看见丁大爷在木箱前放了一碗米饭和一块骨头。

几天后,我父亲的病彻底痊愈了。

第二年麦收季节,李大宽试种的四十亩“样板吨粮田”成了一片只有寸把高的黄草坪。令人气愤的是,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被市报吹捧为“学大寨大胆改革的好典型”,被提升为公社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后,李大宽被停职查办,不久得癌症死了。父亲和丁大爷的身子却仍硬朗,常在一起谈天下棋。丁大爷禀性不改,凡是来向他求“狗宝”的,如果是作恶多端的人,他都当面指出,说:“宝药对恶人不灵!”如果是善良人,他则慷慨相赠,分文不取。

我记得八四年那一年,丁大爷的“狗宝”用尽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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