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晚清四大奇案”中，最有名的案子当属“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即使是在当今，仍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是“晚清四大奇案”中的另一个案子“杨月楼与韦阿宝”案，知道的人却不多，实际上，这一案件与位列四大奇案之首的“杨白案”堪称姊妹篇，两个案件像故事一样充满了许多巧合相似之处。
这两个案子发生在同一年，它们的案件主人公都姓杨，杨月楼是唱戏的名角，而杨乃武是当地的一个举子，这两个案子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案子的案情其实都不复杂，都是因为当时的司法制度，和运用这套制度的地方官员，从中滥用职权而导致了种种冤枉情形，而且这两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都是因为后来朝中掌权的慈禧出面干预而得以发生一些戏剧性变化，所以这两个案子，往往被人们联并提起。
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儿，但是他受到了名家张二奎的注意，以后就跟着这个入主攻京剧里面的武生。杨月楼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渐渐地就出了名，在京城就叫得很响了。
杨月楼名声越来越大，就开始四处去巡演，后来到了上海。他首先进入的是租界内的金桂园唱戏。当时开办不久的《申报》曾经用竹枝词描述他当时演出时的盛况：“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杨月楼演的剧目叫《梵王宫》，说的是男女情事，演得非常动人，连演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就有一对广东籍的富商妻女连看了三天。这个观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年方17岁，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也就不顾传统的礼数，私自修了一封情书，托她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杨月楼接到了这封信，既惊且疑，就回了一封信：“我杨月楼有幸能得你家小姐垂青，自是感动。不过，我杨月楼毕竟只是一个戏子，身处贱籍。自古良贱攸分，尊卑各别。我与韦小姐之间，地位悬殊，鸿沟拦缘，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即使小姐不在乎，但社会、国法、家规都难容此事。”
杨月楼虽然唱戏唱成了名角，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身份上，他属于贱籍。那么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良贱是不可以通婚的。韦小姐见被拒绝，回到家就开始犯相思病。母亲心里万分焦急，经过几次攀谈终于得知原委，赶紧差家人和杨月楼联络，终于把杨月楼请来了。两个人两相对视，从中又有韦阿宝母亲的说和，杨月楼也就为情所动，答应了这门亲事。杨月楼的母亲也从京城赶到了上海，来替儿子操办这桩婚事，下了聘礼。
二
但韦阿宝的这个婚事被她的一个亲叔叔知道了，马上就表示反对，说我们不能接受，因为这是良贱通婚，不仅有辱门风，甚至影响到整个广东香山籍的这些粤籍商人，所以一定要退婚。而杨月楼认为已经下了聘礼、递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按照传统的婚礼，我这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你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韦阿宝的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抢婚这个形式，让他的家人，也就是韦阿宝的乳母王氏，悄悄地把韦阿宝送到杨月楼的住处，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
郎才女貌，明媒正娶，眼看着上海滩的一桩好姻缘就要成就。可是韦阿宝这个叔叔一怒之下，把杨月楼告到了上海县衙。告的什么罪名呢？说杨月楼拐盗了他的侄女。上海的县官姓叶，也是广东人，向来对戏子持有偏见，认为这些唱戏之人叫作至淫至贱之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告讼，马上就派人到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违反礼法的人。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这两个押到了县衙，在押回县衙的过程当中，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坐在一个小轿上。一路上走来围观的人群那就多了去了，这样就引起了整个上海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一方又是有名的戏子，在当时非常轰动。
叶县令对杨月楼毫不客气，刚押到县衙，杨月楼的两个拇指被绳索勒住，反吊在了房梁上，跟着就开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又是年轻气盛，初时当然是不认账，说我怎么是拐盗？我这是明媒正娶嘛。叶县令一听，马上就下令用刑，就是打他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这种刑讯只能动用在强盗罪犯上，可是叶县令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画了供，也就是他是屈打成招，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又违背良贱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杨月楼被屈打成招，叶县令给他判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作军流，就是通常所说的流放。
至于韦阿宝，到了大堂之上，县太爷对她也不客气，就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韦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县太爷就下令对韦阿宝掌嘴二百，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刑讯的处罚。
围绕杨月楼一案，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桂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乘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口岸，杨月楼一案又发生在租界内，虽然由于当事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清廷地方上海县审理，但是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良贱之别和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与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不近人情，毫无道理。
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以至于后来都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连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这样的舆论压力，使得当时的这个县太爷也很无奈，便按照清代的诉讼程序，把这个案子转到了他的上一级，松江府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叫王少固，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一个县令来复审，这个县令据说是娄县的，跟上海县知县关系不错，就不客气地明确告知杨月楼，说你不许再喊冤枉，又打了一百板子，接着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仍然维持“拐盗”之罪，判杨月楼流配四千里到黑龙江。
几天后，杨月楼被押解到江苏巡抚衙门定案。江苏按察使司的长官叫马宝祥，这个人早被上海县叶县令买通了，所以马宝祥也维持了原来的判决，然后按照司法程序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核准后上报到了刑部。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案子当然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三年的四月份。这个时候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韦阿宝父亲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最终认定。但他在家族利益的压力下，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他公然表示，自己的这个女儿做出这样有辱家门的事情，就不再认韦阿宝有父女之间的名分。
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韦阿宝最终被判行为不端，发落到普育堂，交由“官媒择配”。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乳母王氏也遭受酷刑，被判在县衙前枷号示众10天。受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则被判流刑，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刑部的批文。
三
在等候中，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生日这一天，宫内唱戏，慈禧认为这些剧让她看得不过瘾，她就问到了身边的一个太监，也就是李莲英，她说这些戏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这个杨月楼现在在做什么呢？
上海杨月楼一案，李莲英也有所耳闻，特别是这个时候案子已经由地方上报到了刑部，更使得李莲英有所了解，他就向慈禧说起了案子的原委。慈禧听后，也觉得有点儿奇怪，就随口说，不就是个违律为婚嘛，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为婚的案子不独此一个，与它相类似的案件屡有多发，而这个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一百，也就完事了，可唯独杨月楼一案闹得如此满城风雨。慈禧接着随口说，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荒了他的戏文。这样就一锤定音了，下面的官员心领神会，就打算轻判。
另外的一个事情却非常凑巧。就是到了第二年初，光绪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杨月楼刚好可以归入这种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轻上加轻，最后被判定杖责八十，遣送回籍。
又过了两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又上台唱戏，出于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的不满。之后娶了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生了一个儿子。到了杨月楼41岁的时候，他临死前把自己的独子托付给了京剧名家谭鑫培，他的这个独子以后更了不得，就是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
杨月楼一案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的时间一年有余，但是它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实在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它并不输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颇大的杨乃武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