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 导语】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整理的相关资料，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一】
中华民族尚“礼”。“礼”，是先贤们提倡的观念经两千多年的被选择、被认同后，铸成的民族性格。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认为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礼记》中有这样几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意即为，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鸟兽，是因为懂得“礼义”。
“礼”，对于个人而言，是规定品德修养、行为举止的具体要求；对于社会而言，是规范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具体约束。“克己复礼”，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回到礼义的规范中去。东方儒学讲求“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马克·吐温说，只有人是知道脸红的动物。诸如羞耻、尴尬之情，是“克己复礼”的心理基础。法律可以让人不敢越矩，制度可以让人不能越矩，只有“文化”，可以让人不愿越矩。
家风与家教，无形中培育着下一代的意志和品格。“礼”与“义”之内涵，诸如“*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千年的传袭与继承中，具体化为“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等铭文。
良好家风传承，非通过训诂等口头方式传承，更重要的是长辈的“身体力行”。西汉初年学者韩婴《韩诗外传》中记载有孟母“断织”的故事：孟子小时不知努力学习，时常中断自己的学业。孟母为教育他，有一次竟用刀将自己织机上将要织成的布割断，从而使孟子感悟到“半途而废”的道理。刘向《列女传》亦有的“孟母三迁”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幼时母亲告诉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可以治国安邦，良医可以治病救人，一个人想要自己快乐，就必须让别人先快乐。家教之重要性，还可以马为喻。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若把一匹幼马从小单独饲养，长大之后才让它进入马群，由于它的社会性本能从未被后天诱导过，它就不懂得遵守规则，容易成为“害群之马”。人同样如此，儿童若是从小缺乏道德的启蒙，他的善良本能就无法激发，自私与冷漠的性格便难以抑制。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衍生的精神支柱。虽在时刻变动，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它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传统“礼”“义”之文化中所包含的人伦观、自然观、生命观，都应当成为酝酿当下“家风”的珍贵的思想资源。（李庚其作者系国学教育家、历史学家）
【篇二】
“竹林七贤”是中国文人一道很独特，甚至有些诡异的风景线。这七人都喜欢搞怪，放在今天，也许会被视为“博出位”。不过因为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竹林七贤”的搞怪被理解为反抗司马家族的黑暗统治，因此境界上被拔高了许多。
“七贤”之中，嵇康形象最为正面，而一直热衷于做官的山涛比较负面。偏偏这两人关系极好，尽管嵇康写过《与山巨源绝交书》，临刑前他依旧对儿女说“巨源在，汝不孤”。可见，在嵇康看来，山涛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值得托孤。
论及嵇康、山涛两人的人生之路，山涛其实更为可取。山涛虽然积极追求功名，但为官清正，能在污泥浊水的环境下洁身自好。县令袁毅曾送给山涛一百斤丝，山涛知道袁毅肯定不会只向他一人行贿，立即举报就会得罪一大批官员，于是暂且收下。后来袁毅获罪，招供了所有行贿情况，山涛这才上交那一百斤丝，丝上积满灰尘，印封完好如初。乱世之中，保全自己之余才能有所作为，这点山涛做得很出色。
与山涛相反，嵇康彻底不与司马家族合作。他的死，由吕巽而起。吕巽这厮，心如蛇蝎。他见弟弟吕安的妻子貌美，便起了色心，找机会*污了她。事后吕安要告吕巽，原本理所当然。可是嵇康作为他们兄弟俩共同的朋友，居然出面替吕巽说情，最后不了了之。之后，吕巽反过来诬告吕安对母亲不孝。嵇康出面替吕安作证，由此被司马氏抓住把柄，最后遇害。嵇康被杀，是早晚的事。不过由这样一件事引发，实在有损形象。从嵇康处理与吕巽的关系，看得出他并不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嵇康的价值，只是在于树立了读书人的精神丰碑，其傲骨值得尊敬。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最为不幸。不想与司马氏为伍，却迫于*威不得不做官。想要借酒装疯消极避世，最终却不得不为司马昭写下“劝进文”。阮籍的一生，活得最为憋屈。他代表着“七贤”中的大多数，想叛逆但又惜命，看似名士风度，实则窝窝囊囊，一事无成。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的*，他十分贪财。当荆州刺史时，曾动用部下为自己修建宅院，结果被免职。山涛当官两袖清风，王戎最后却成为京城屈指可数的富豪。有人替他辩护，认为他这是“自污”，为的是让司马氏因此看扁他。可是他自污保全了自己，老百姓却得供养着他这样一个贪官，他能算一个正面人物吗？这种自污当事人很受用、很实惠，后世倒是有不少文人乐意效仿王戎。
竹林七贤，总体而言反映出了中国文人某些特性。要想特立独行，但往往缺少勇气或者实际能力，所以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文人通常百无一用。那些搞怪之举，有时候很像是遮羞布，遮住一些怯懦而已。（朱辉）
【篇三】
两周时期贵族称名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名”是父亲在婴儿出生后三个月所取，“字”是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时宾客所取。取字是冠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字的结构为“排行+私名+甫”，其中“甫”通“父”。冠礼既然是在二十岁举行，则男子在二十岁就有了“伯某父”“仲某父”等三字全称结构的字。
两周时期的贵族女子称名与男子类似，除名之外，也有字。《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内则》“十有五而笄”，也就是说女子在十五岁许嫁之后举行笄礼并取字。女子的笄礼是与男子的冠礼相对的礼制，同样标志着女子的成年。古书虽然没有记载女子的字具体如何，但王国维《女字说》通过分析金文中女性名字，认为“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盖男子之美称莫过于父，女子之美称莫过于母”。从出土材料来看，两周女子的名字方式种类繁多，形式不一，但无论怎样变化，女子称姓仍是名字结构中的核心内容，排行也极为常见，即《礼记·丧服小记》所言“妇女书姓与伯仲”。《白虎通义·姓名》“妇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解释了女子名字中姓氏不省的原因。
尽管男女在命字时均以长幼排序，称之伯仲叔季，但“男女异长”，是分别排列的，“孟”与“伯”在文献中都可以用来表示排行为长。如《左传·定公四年》：“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孔颖达疏：“伯是兄弟之长，故举伯以为言。”《诗·鄘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郑玄笺：“孟姜，列国之长女。”高亨注：“孟，长也。兄弟姊妹中的年长者称‘孟’。”夏禄《释孟》认为“孟”为会意字，表示用皿盛子，是古代民俗中杀首子、长子而食的体现，故有首、始、长之意。裘锡圭先生《杀首子解》则从人类学及比较文化学角度，结合*文献记载，论说古代杀首子而食具有献新祭及祭后圣餐的性质。
古代学者多认为伯、孟描述对象不同，以伯为嫡长子之称，孟为庶长子之称。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汉代纬书《礼纬·含文嘉》中，《白虎通义·姓名》引曰：“嫡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但综合分析，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
先来看异说者。如《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孔颖达疏曰：
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孟、伯俱长也。《礼纬》云“庶长称孟”，然则適妻之子长者称伯，妾子长于妻子，则称为孟，所以别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释例》皆云：“庆父为长庶，故或称孟氏。”沈氏亦然。案《传》赵庄子之妻，晋景公之姊，则赵武適妻子也，而武称赵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请后，曰“郑甥可”，则荀吴妾子也，而吴称知伯。岂知氏常为適而称伯，赵氏恒为庶而称孟者也？盖以赵氏赵盾之后，盾为庶长，故子孙恒以孟言之，与庆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后，《传》云“中行伯之季弟”，则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并得立家，故荀首子孙亦从適长称伯也。或可春秋之时不能如礼，孟伯之字无適庶之异，盖从心所欲而自称之耳。
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说文义证》条中也进行了分析：“案孟之与伯，对文或别，散文则通。《月令》正义曰：《尚书·康诰》云‘孟侯’，《书传》天子之子十八称孟侯，并皆称孟，岂亦庶长乎？又案《白虎通》称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然《公羊》《史记》皆以庆父为庄公母弟，惟《左传》杜注以为庄公庶兄。故其后为仲孙氏，是孟氏庶长之说先未确也。又晋赵氏如宣子、文子、简子、襄子，皆称赵孟，而文子为晋景公姊庄姬之子，非庶长也，是孟非必庶之证也。《礼》之伯某甫，《春秋》之伯父、伯舅、伯氏，《曲礼》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异姓诸侯曰伯舅。又妇人称夫曰伯，《诗》之伯也执殳，自伯之东，岂皆适长乎？是伯非必适之证也。桂氏亦未分晰言之。《左传》之称人谥如昭伯、惠伯、懿伯、戴伯、景伯、文伯之类，指不胜屈，而独无称孟者，此尤可为散文不别之证。”
孔、李在分析晋国赵氏称“赵孟”之后认为春秋时期可能伯、孟的使用没有嫡庶差异，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但孔颖达认为伯、孟随意使用，李慈铭认为伯、孟均可指称长子，对文别义以辨嫡庶，而散文不别的说法，并不正确。就*文献来看，两周时期男性排行用字使用“孟”的也仅见于孔、李所举之例，其他指称长子均称“伯”。《春秋经》称鲁国庆父为“仲孙”，唯《左传》称“孟孙”，称晋国赵盾为“赵孟”，或因二人均有弑君之罪。鲁公子庆父在庄公去世后，使人弑子般及闵公，而赵盾因赵穿杀晋灵公，贵为正卿，却“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被晋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庆父及赵盾排行为长而称孟，或为史家春秋笔法，贬其有弑君之罪，微言大义。
两周金文男子名字中含有“孟”字的，除去可以判断是作为私名的，疑似用为排行用字的有“孟淠父”（《殷周金文集成》2202）、“孟狂父”（《近出殷周金文集录》338）、“孟奠父”（《殷周金文集成》3842）、“孟肃父”（《殷周金文集成》3704）、“孟辛父”（《殷周金文集成》740）等。这类称谓方式较之“伯某父”十分稀少，时代集中在西周时期。这些“孟”或为氏称，如上文所举“孟狂父”铭文作“孟狂父休于孟员，赐贝十朋”，类比同铭的“孟员”，“孟狂父”应为“氏名+私名+父”的结构，相似称名结构还见于“吴父”（《殷周金文集成》3980）、“史斿父”（《殷周金文集成》2373）等。*商代晚期的孟父乙觚（《殷周金文集成》7099）以“孟”为族氏铭文，或与西周金文中孟氏有关。
反观金文中女性称谓，排行为长使用“伯”者数量亦寥寥，仅见“王伯姜”（《殷周金文集成》2560、607）、“伯姬”（《殷周金文集成》2060、3923）、“伯媿”（《殷周金文集成》4067）。“伯媿”仅一见，此器是胡叔胡姬嫁女所做媵簋盖，簋盖出于陕西武功县窖藏，出土时是盖在芮叔父簋上，伯媿当是嫁于芮国，芮国为姬姓。另伯姜鼎（《殷周金文集成》2791）因受天子赏赐而自作器，此“伯姜”似为周王之妻，亦称“王伯姜”。从现有材料来看，女子称伯者多与周室有关，或为周王之妻，或为姬姓之女（妻），这些人名均出现在西周时期。除此之外，其余女子排行为长者均称“孟”。上博简（五）《竞建内之》第9至10号简中有“芋子”，赵平安先生在《上博藏楚竹书〈竞建内之〉第9至10号简考辨》中从李学勤先生读为“华孟子”，即《左传》中的“宋华子”。这也是女子排行为长称孟的例子。遍检春秋战国金文，称“伯”者均为男性，称“孟”者均为女性。
综上所述，孟与伯的区别，至少可以说在东周时期实际使用时是以“孟”来表示女性排行为长者，“伯”来表示男性排行为长的，并不是*文献中所论“伯”与“孟”是嫡庶的区别。男子排行为长称孟，或是*文献中史家笔法的一种表达。（韩宇娇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