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耐庵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是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数百年来，它一直深受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 水浒传在线阅读地址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 第(1)篇
《水浒传》这部书在人物问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朝真野假”。朝廷命官，大都是真的，如蔡、童、高、杨四贼，还有张叔夜、蔡攸、侯蒙、老、小种经略、朱砀、赵鼎、小苏学士等等，都实有其人，但梁山一方的人物则都是假的。高俅实有其人，王进、林冲则无其人。老、小种经略，实有其人，鲁达则无其人。若鲁达、王进果有其人，那么在《宋史·种师道传》、《种师中传》中，对鲁达、王进不会不提一笔。王进在投奔种师道之后，在北宋末年频繁而残酷的战争中，不会不崭露头角；为老种写传记的人，也不会漏掉王进和鲁达。可为什么都不著一字呢？至于吴用、卢俊义，连名字都变来变去，他们的家乡，吴用从太行山搬到山东郓城，卢俊义则搬到河北大名府。这都证明他们是文学人物而非历史人物。
四大历史人物结局：
《宋史》评蔡京：“（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同位计，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叩头，无复廉耻。”由于蔡京弄权误国，国政弛废，金人长驱而入。蔡京只知乞降纳币，南迁逃亡。“天下罪（蔡）京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极疏其奸恶，帝遂将其放逐儋州，行至潭州（今湘潭）而死，年八十岁。
蔡京有子八人，傺先死，攸、俺伏诛，流放白州，死在那儿。其余子孙皆流放远恶县郡，终于大快人心于天下。
《宋史》评童贯：“（童）贯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后宫自妃嫔以下皆献饷结内，左右妇寺誉日闻。”“官卖爵，庭户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穷奸稔祸，流毒四海，虽醢不偿责也。”
杨戬，初任给事掖庭（在皇宫当宦官），《宋史》说他“善测伺人主意”。后封为彰化军节度使，权势与内侍梁师成相抗衡。
当时有个胥吏叫杜公才的，给杨戬献策，增加赋租，巧夺民田，夺田后又强迫百姓租佃。又在各湖泊增加渔税、船税，“一邑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这一来给他增加了上千万收入，杨戬提拔小胥吏杜公才为观察使。宜和三年，杨戬病死，赠太师、吴国公。靖康元年，国人痛斥杨戬勒索百姓之罪，钦宗下诏削去杨戬的“太师”等谥号。
《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说，金兵南侵，太上皇宋徽宗南逃，童贯、高俅护驾。陈东上书钦宗，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耐、高俅、卢宗原等人。钦宗纳奏，打算命聂山去斩此数人，但李纲谏阻说，聂山去斩此六贼，无论能不能办到，都不好。这六贼都是太上皇徽宗的“幸臣”亲信。如果不经过太上皇而直接杀这六人，这要“震惊太上”，太上皇会对陛下产生疑惧，对陛下不利。万一要杀不成，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建议太上皇自己除掉这些人。
结果钦宗采纳了李纲之言。宋徽宗后来果然先后除掉了蔡京、蔡攸、童贯、朱酌，但没有杀高俅。徽宗和钦宗收拾这些人是一个一个收拾的，还没等到收拾高俅他就病死了。《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传》记述了高俅死后的情况：“靖康元年，太学士、天府仪同三司高俅死。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俗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反对“循常习故”，按“故事”（惯例）为高俅治丧。他说，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其罪应该与童贯相等。让高俅“得全首领以没”就不错了，怎么还让天子“挂服举哀”。李若水认为高俅不但不应按“故事”（惯例）治丧，还应“追削官职”，不允许他儿子继承封号。
那么，高俅被追削了官职没有呢？追削了。《宋史》卷二十三：“（靖康元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追削高俅官职。”这些史料刻画出了高俅的丑相。《水浒传》作者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全国上下对高俅的评价来塑造高俅形象的。《水浒传》作者所鞭挞的，也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要鞭挞的，所以《水浒传》并没有背弃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立场。
梁山泊王国，是《水浒传》作者精心创造的一个和谐的社会。
作者所设想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在第七十一回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里作了生动的描绘：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从作者所描绘的这张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更可以看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主张政治上的平等。不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主张经济上的平均。有财均分，有福同享，无问亲疏，皆一样的酒筵欢乐。主张个性上的自由。不分精灵、粗卤、村朴、风流，皆“认性同居”。
主张使用上的尽才。不论笔舌、刀枪、奔驰、偷骗，都用其所长，随才器使。
主张组织上的团结。要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作者的这些主张，在《水浒传》中是有所表现的。梁山虽只是一个强大的武装集团，同真正的政权形式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权的“雏形”。
这个集团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基本上是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晁盖当山寨之主，是大家拥戴推选出来的。晁盖死后，又由吴用等推举宋江做寨主。在寨主产生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火并和争斗现象，时时表现出相互礼让的美德，像晁盖礼让宋江那样。再如，梁山先后经历数次排座次，尽管宋江过于注重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平等合理，没有什么争执和怨言。虽然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大家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
在头领中，经济上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如金银财宝之类，大致是“均分一份”。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一样的了。居住条件，统一住所，没有分什么高低贵贱。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水浒传》十分注重义气和如手如足的兄弟情谊。他们把交友看作人生的重要的追求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宋江和武松，林冲和鲁智深，都是由于彼此仰慕而结拜为兄弟。武松要回故乡去，彼此恋恋不舍，宋江送了一程又一程。彼此都自忖道：“结交这一个兄弟，也不枉这一生了！”鲁智深和林冲结拜为兄弟后，为了林冲的安全，鲁智深长途跋涉，暗中保护；为搭救史进，鲁智深冒险行刺贺太守；为救卢俊义，石秀跳楼，单刀战群敌而被捕。为救宋江、救柴进，全伙兄弟，舍死忘生，李逵更是一马当先。为救李逵，朱贵不惜牵连弟弟朱富。
为搭救张横，阮氏三雄冒死深夜劫营。梁山义军所进行的许多战斗，如劫法扬、大闹华州、智取大名府等等，都同解救、保护梁山兄弟有直接关系。表现了他们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崇高义气和那种舍己为人、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高贵品质。《水浒传》就是一部表现鸟托邦理想社会的著作。
《水浒传》作者所设想的乌托邦王国，是一个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繁华喧闹的东京、大名府等城市相对立的乡村乌托邦王国，是山明水秀、龟虾丰饶、林茂果盛的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王国。这个乌托邦王国，又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克式的军事王国。他们用齐心协力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这种自由和幸福必须用战斗来取得、来保卫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幻想和空想，已经不属于乌托邦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在军事上，已成为科学的军事理论。这种理想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实践。梁山泊利用山险水险，结寨自卫，这种战略战术，是来自太行山人民反抗辽金入侵的忠义社自卫斗争。
总之，梁山乌托邦王国，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或“理想实验”，它为社会革命提供了用文学写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水浒传》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斗争”的美好的社会蓝图。
108个人物，108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可以作为一个篇章。时间、精力关系，暂且搁笔，未完待续。
书写、收集材料、定稿于2019.05.23。
如有得罪之处，还请原谅则个。
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 第(2)篇
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可以概括为：迎合了市民的趣味，发的是士的牢骚，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
迎合市民的趣味。《水浒传》写开黑店、开贼船、火烧翠云楼、劫法场、潘金莲、巧云的奸情案、皇帝嫖妓女、鲁智深捉奸、石秀捉奸、李逵捉奸、李逵乔坐衙，等等，都不是为了歌颂市民的某种精神、某种品德——小市民实在没有什么品德精神可歌颂——而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寻找刺激、供消遣等等。
发的是士的牢骚。《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阮小五“这一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另一种说法。《水浒传》表达了士的这一愿望，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以杨志的经历最典型。
但《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流民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丑的一面突出，美的一面也突出，犹如花丛险峰与野涧瀑布，既险恶又奇美。
流民无产阶级也的确有不少值得赞美的性格品德。首先是胸襟宽阔。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嫉妒、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于你得我失，不结冤记恨于前仇旧怨。李逵打了张顺，张顺灌了李逵，一碗酒过后，都忘了。
《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江湖义气。“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仁义之义、忠义之义、公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赞扬他们朋友有难，为朋友赴汤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炯人之急，解囊相助，仗义疏财等等。
流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格中，最可赞美的是他们那种勇敢的反抗精神。
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市民那种见风转舵、逆来顺受的市侩性。
由于流民无产阶级有能团结能战斗的特点，所以战争中流民型的将必是好将，兵必是好兵。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凡成其大事的，都是流民无产阶级型，如刘邦、刘备、朱温、刘裕、朱元璋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当领袖，又都成不了气候，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秀才的书生生涯，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诗文竞争，养成了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的心理，这一点表现为王伦的嫉贤妒能。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在于，流民无产阶级当领袖，知识分子当辅佐，流民无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正好形成互补。所以知识分子只可为王师之佐而不可为王者。《水浒传》描写宋江就是刘邦、刘备型，吴用是张良、诸葛亮型。
《水浒传》之所以歌颂流民无产阶级，还因为《水浒传》是由说书演化而来。而说话，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军人，军人中的流民成分最多，有招安或招募来的土匪，有赌徒、闲汉等等；听众中其他闲汉也很多。《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的江湖义气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民无产者“理想”，迎合了流民阶级的口味。
《水浒新议》说“仗义疏财”等等是市民的愿望，恐说不通。市民积铢累寸，斤斤计较，不会有“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豪气。“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做法。他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希望经济困难时有人“解囊相助”，受欺负时有人“拔刀相助”。
有人说，《水浒传》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是农民阶级的高亢颂歌；也有人说，《水浒传》不但不是农民阶级的颂歌。相反，它丑化了农民。这两种说法。涉及到一个问题：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呢？梁山好汉中没有农民的原因是：第一，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的歌颂对象。作者塑造了三十六个加七十二个人物形象，目的是歌颂他们。作者所要歌颂的首先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物，如鲁智深、石秀等；其次是仗义疏财，轻财好施，如宋江、柴进等。这就是说，歌颂的是用武艺和金钱做好事的人。用武艺做好事要有本事，而最有本事的人，《水浒传》作者认为是鲁达那样的军官，再就是教头、都头之类；用钱做好事要有钱，这只有财主才能干。
所以干好事的人有地主而无农民；《水浒传》作者要歌颂的还有用知识做好事的人，如吴用；再就是用法术为梁山做好事的人，如公孙胜。这两种人，农民当然也没有份。
第二，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和宋江的崇拜、“赚”情对象。宋江由于崇拜大地主卢俊义和李应，才用计把他们“赚”了来。
第三，农民不是宋江“招降纳叛”的对象。
第四，农民不是梁山建设中的招聘对象。梁山需要安道全这样的医生，需要皇甫端这样的兽医，需要陶宗旺这样的泥瓦匠，就是不需要种地的农夫，因为梁山好汉不靠种地吃饭。
《水浒传》是发端于城市说书人的市民文学。因而很明显，《水浒传》作者是以城里人看待乡下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待农民的。如一百四回定山堡村在村外麦地上搭野戏台唱社戏，作者关于看戏的农民的描写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作者这儿写的是农村的“村姑农妇”。农村的男人们呢？ “围挤着在那儿掷骰赌钱”。“又有那钱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出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带笑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这明明是城市的赌徒，哪儿是农民。
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爱憎，可以从他们对对方的称呼、起名字、起绰号上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回，《水浒传》作者给一群庄客起的名字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歌、牛筋等。
在作者的笔下，农民、庄客都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本事，浑浑噩噩的“村蠢乡夫”。他们是庄主的仆役和士兵，他们对庄主唯命是从。史进要同少华山对抗，把庄户们召集起来，众人只会说：“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鲁智深来到赵员外家，那赵家庄的二三十个庄客不明真相便跟着要来厮打。桃家庄庄客对求宿的鲁智深开口骂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柴进的庄客对前来求点酒喝的林冲，粗野地呵斥道：“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那心肠，那态度，和他们东家比，差得可太远了。
在作者的笔下，庄客们都是没有本事的草包。公孙胜是个书生，因庄客不让他见晁盖，他一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这种一打就倒，一倒就是十来个的庄客，全书皆是。
总之，在作者的眼里，农民毫无用处，有用处者只有地主。李逵上了梁山，官府迫害李逵的亲属，是财主出面袒护，替李逵家“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李逵回家请母亲，作为雇农李逵的哥哥，竟马上去报告，领着人来捉自己的弟弟。
作者之所以贬低农民，确实是出于偏见。《水浒传》是城里说书艺人的创作，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
如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骂农民：“这厮（是）村人，不省事！”又如第五十一回，戏子白玉乔对着白秀英挖苦雷横：“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雷横因为被白玉乔骂做“村里人”，感到受了侮辱，跟白玉乔争吵起来，白玉乔又讥刺说：“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作者轻视之情，跃然纸上。
水浒传读书笔记1000字 第(3)篇
饮茶：《水浒传》是通过酒写出人物性格，写出故事，《水浒传》写茶亦复如是。《水浒传》写茶少于写酒是事实，但认为作者不善于写茶则失之片面。中国的小说是从茶馆起家的。说书听书与茶馆是难分难解的。《水浒传》是说话人的创作，说话人对茶馆是十分熟悉的。如果说作者通过酒写出了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绿林好汉的话，那么，他们也通过茶而极其卓越地写出了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市井细民”。我们通过《水浒传》中的“王婆卖茶”，看看作者是如何利用“茶”突现人物性格的。
凡读过《水浒传》的人，无不对王婆有极深的印象。这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逢迎的典型的“三姑六婆”一类人物。
她自己说“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她“穿针引线”，使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又设计使奸夫淫妇药鸩武大郎。
如此歹恶，都通过“王婆卖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潘金莲掉落叉竿与西门庆“不期而遇”的当天黄昏至第二天早晨，西门庆五次来到王婆茶坊。为什么跑得这么勤？按王婆的话叫做“这个刷子踅得紧”，自然是为了潘金莲。
西门庆这个好色之徒，深知王婆为人，他需要王婆出力出主意，帮他把潘金莲勾引过来。西门庆的心思，王婆一眼就看透了。她利用各色茶汤点心的名称，“双关”会意地点出西门庆的“心事”，并进行挑逗、掇弄、诱激。西门庆第一次来，王婆早知其意，打趣道：“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点出他看上了潘金莲，心猿意马。过了两个时辰，西门庆第二次进店，那王婆忙出来迎，说道：“大官人，吃个梅汤？”“梅”“媒”谐音，挑明西门庆想托她做媒。到“天色晚了”，西门庆第三次进茶坊，王婆说道：“大官人，吃个和合汤如何？”这“和合”二字，表示预祝西门获取新欢，使西门庆、潘金莲能“和合”。第二日清晨，西门庆第四次来到茶店，王婆“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其放在桌子上”。姜是热性，又有点辣。这是暗示西门庆打铁要趁热，要心狠手辣。西门庆第五次踅入茶坊来时，王婆请他吃“宽煎叶儿茶”。“宽”者，宽心也。“煎”者，熬煎。西门庆一夜未睡，颇受“熬煎”，王婆“宽”其熬“煎”。这既是王婆在表示自己的胸有成竹，又是给西门庆一颗“宽心丸”。请看，这小小的一盏茶，一碗汤，有多少讲究和寓意！通过这五盏茶，我们看到，王婆之茶何其“苦”——其中有多少“苦心孤诣”；王婆之茶又何其辣——包藏着多少毒辣、祸心！五盏茶，一个阴险毒辣、可恶可杀的恶妇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各级各类土皇帝对老百姓进行剥削压迫的情形。
土皇帝有六级：第一级如高俅、蔡京、童贯等；第二级如梁世杰、高廉等；第三级如张都监、郓城知县等；第四级如牢子节级包吉、孔目王正等；第五级如郑屠、蒋门神、祝朝奉等；第六级如地痞牛二、张保等。这些土皇帝才是国家的蠹虫，百姓的祸害。《水浒传》描写梁山英雄杀郑屠等是为民除害，杀高廉等是为国除奸。这就是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和“辅国保民”。
所以余象斗《题叙》说梁山英雄“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所以阮小五唱“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为什么说“报答”？鲁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宋太祖结束了“龙争虎斗几时休，走马梁唐晋汉周”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老百姓对赵官家是感谢的，所以唱“报答”。百姓希望做稳奴隶，皇帝希望做稳主子，两者有着一致的愿望。
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私产，老百姓是皇帝的私产的一部分——是奴隶，是“牛马”。“牛马”的主人，从爱惜财产出发，对“牛马”是爱惜的。但替皇帝牧“牛”管“马”的州牧县宰们却拼命从“牛”身上挤“奶”，从“马”身上拔“毛”。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是需要讨老百姓的“欢心”的，而贪官为了自己的地位，则处处讨上司的欢心。梁世杰为了讨蔡京的欢心，一次祝寿就送十万贯钱的财宝。这些钱哪里来的？还不是搜刮老百姓的。他们是用挖皇帝的墙脚来升官发财的。他们不是“报皇恩”，而是以怨报“德”。像高俅，皇帝对他那么大的恩惠，他本该兢兢业业地爱护皇帝的财产，为皇帝收揽民心，“忠心报答赵官家”才是，然而他却把林冲、宋江们赶上山去，差一点让英雄们“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谴责贪官们为臣不忠，毫无士德官德。所以说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反对皇帝反对官吏。他们反的是暴君贪官，拥护的是明君清官。老百姓不能设想不要皇帝不要官，只能设想换一个好皇帝、一批好官。
这就是说，老百姓反皇帝的思想基础差，反贪官的思想基础强。造反者若以反贪官为号召，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响应。如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是由杀贪官而拉开的。陕西澄县知县张斗耀在灾荒之年催逼赋税。王二振臂一呼：“谁敢杀张斗耀？”于是“我敢”之声此伏彼起……如果他喊“谁敢杀崇祯？”恐怕就没有这么热烈了。
《水浒传》写宋江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符合宋代的历史实际的。宋徽宗在老百姓的眼里一如清代的乾隆，是个风流皇帝，不是暴君。民间流传的徽宗跟李师师相好，这跟乾隆年间流传的《游龙戏凤》等民间传说一样，是小市民的风流佳话，至少不是什么大缺德。皇帝去嫖妓女，比隋炀帝在全国强抢美女强多了。老百姓痛恨的不是皇帝嫖妓女，而是衙内夺人妻！高俅的胡作非为，宋徽宗是有责任的，但高俅的胡作非为，并不是他授意的；相反，从他的利益出发，他是反对的。这样，在反贪官问题上，他便和宋江们一致了，故而在对宋江问题的处置上，他取了同高、童、蔡们的相反立场。宋徽宗赞同清官们的意见，同意赦免宋江们，这就等于承认宋江们是无罪的。从宋江这方面看，赦免并招安，这是反抗的胜利。
贪官祸国殃民，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由皇帝杀头抄家以平民愤，一条就是百姓自己铤而走险以反抗。反抗必然犯法，犯法则除了逼上梁山武装自卫别无他法。宋江说上山暂且逃避并非假话。武松说“异日不互，受了招安”，也是犯法以后最好的“理想”。这“理想”就是他们不但不受审判而且还能和政府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政府接受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他们杀了人不但不偿命，劫了生辰纲不但不退赔，反而当了官，终于实现了“边庭上一枪一刀”，为抵抗异族侵略而展才报国的理想，这就是他们的胜利。招安既然是他们的理想，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变节”后退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