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姐如愿风风光光地嫁给大姐夫时，我们全家都格外高兴，尤其父亲和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大姐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人家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一辈子不愁没饭吃。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以户口的“非与不非”之于个人命运那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我们三姐妹中，大姐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又极有文艺天赋，我现在依稀记得小时候，大姐常跟她那帮好姐妹儿聚在村头的小河边，一起声情并茂地唱那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歌声伴着“哗哗”的流水声，传得很远很远。曾有一个部队文工团来我们这演出，团长相中了大姐的好嗓子，要带她走。可是父母的思想太封建，说，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唱呀跳的，不好，不如赶快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这样生生将大姐的“星途”给掐死在萌芽中了。不过当年大姐似乎对成为歌唱家啥的也并没有太强的概念，她只是对城里人的生活十分羡慕。所以，当媒婆将这个端着“铁饭碗”的大姐夫介绍给大姐时，大姐自然是满怀欣喜。尽管这个男人长相有点困难，左腿还有点瘸，可是毕竟人家头上顶着一个“铁饭碗”的光环呀！这个光环足以将那些所谓的缺陷给弱化掉。大姐出嫁时，我和二姐都忍不住哭了，母亲却并没有掉眼泪，她说：“哭啥啊！你大姐这是去享福呀！”
婚后，大姐小日子果然过得挺滋润，因为大姐夫每月都有工资领回家，并如数交给大姐掌管。记得每次回娘家，大姐都大包小包地提了不少东西来。那时我就暗暗发誓，将来我也要找个像大姐夫这样端“铁饭碗”的男人，最起码每月发工资，旱涝保收啊！
几年后，轮到二姐出嫁了。父母依然还是坚持让二姐找个“铁饭碗”。可是天性好强骨子里又很叛逆的二姐偏偏爱上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是邻村的一个小伙，不但长得帅气，而且精明，十几岁就跟着父亲跑广州倒腾服装。家境在当时方圆十里八村那是数得着的。后来，经不住青年的巧舌如簧，加上二姐的执著，父母还是点头应允了他们。尽管这个二姐夫有点油头粉面，但毕竟人家家底殷实啊！况且又有赚钱的本事。
就这样，二姐也如愿风风光光地嫁了。临出门时，母亲依然没有掉眼泪，她说：“你二姐虽然找的不是‘铁饭碗’，可人家有钱啊！有那么大的买卖做着，将来说不定你二姐捧的还是‘银饭碗’呢！”
转眼，又到了我谈婚论嫁的年龄。这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诸如“铁饭碗”“城市户口”这些已不那么看重。但父母对“铁饭碗”依然“情有独钟”，他们的理论是：不管怎么说，有个固定工作，最起码饿不着。可是，一无美貌，二无学历的我，想找个有固定工作的对象，谈何容易？说来也是自己太笨，本来是想着要通过考学来跳出农门的，无奈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三次高考，均名落孙山。最后只好回村当了一名小学民办老师。所谓“民办”就是介于公办老师和农民之间的一种职业，每月的薪水只有几十元，而且没有任何福利。但我实在是不甘心像父辈那样一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尽管苦点、穷点，可毕竟不用整天都下地干活了。
上班一年后，一个和我同样身份的小伙子，开始疯狂地追我。他的境况跟我基本相似，也是高考落榜后，不甘下田出苦力而当了一名民办老师的。但与我唯一不同的是，他一直坚信这个“民办”身份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好好坚持，将来肯定能转正。后来发生的事情，逐渐证明他的这种坚信还真属于“高瞻远瞩”抑或“先见之明”那伙的。
由于毕竟没有“铁饭碗”，也没有“银饭碗”，这个小伙尽管又懂事又本分，性格也细腻温和，但还是遭到了我父母的强烈反对。我十分明白也十分理解父母最看不上他的是什么，我也极用心地权衡过，但最后我还是倒向了爱情这边，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努力生活，就总会有饭吃的，什么“碗”并没那么重要。如果只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工作而失去他，我的心会很痛，我想如果心是痛的，那即使整天过着“锦衣玉食、山珍海味”的日子，也定是无味且无趣的。
说来，我的父亲母亲就这点好，尽管他们心里是一百个反对，但只要孩子坚持自己，他们也就不再阻挡。可是，我出嫁那天，却看到母亲流泪了。她紧紧攥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你们仨，就你小，可是偏偏你却找了个‘泥饭碗’，娘是担心你啊！”看到母親伤心的样子，尤其看到一旁的父亲也转过身去偷偷抹眼泪，我的心瞬时酸了一下，但少顷，还是转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他的婚车，扬尘而去。
果不出父母所料，婚后，由于我俩挣得都太少，田里也因为要上课，疏于管理，收成甚微。再加上儿子的不期而至，那几年，我们的日子真是过得很辛苦。而两个姐姐却依然是春风得意，大姐夫荣升车间主任，大姐成了一个小官太太；二姐夫也是生意越做越大，不但买了车，还在县城买了大房子。每次回娘家，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从他们的唉声叹气里，我也分明觉出了他们的纠结与无奈。
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想到老公的那份“先见之明”后来还真变成了现实。由于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民办老师可以转正，于是我和老公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双双摇身一变成了正式的公办老师，而且，还好事成双。老公不但业务精干，业余时间还坚持写作，常有文章见报，刚刚转正就被调到了教委机关。老公果然不负众望，在教委干得如鱼得水，几年后就得到提拔并委以重任。我也不甘落后，通过自身努力，现在也已走上领导岗位，成了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
而此间，我的两个姐姐却分别遭遇了人生中的“巨变”。因为体制改革，大姐夫所在的工厂由于连年亏损，只好宣布破产。大姐夫因为端惯了“铁饭碗”，乍一下岗，要自谋职业，还真是无所适从。加上性格本就有点孤傲，不合群，一时间想不开，就开始借酒浇愁，且逢喝必醉，醉了就摔盘砸碗，对大姐更是张嘴就骂，甚至拳脚相加。可怜已年过半百的大姐，整日以泪洗面，苦不堪言。
还有二姐夫，生意是越做越大，腰包越来越鼓，可心气儿也跟着膨胀起来，心也花了。刚开始只是找那些风尘女子鬼混，后来居然在外边租房包养起“情人”来。二姐骨子里本来就要强，眼里岂能揉得了沙子，一气之下，跟他离了。现在自己带着正读大学的女儿，孤单度日。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也说不好两个姐姐到底是不是嫁错了，但看到她们后来的境况，我还是很同情她们，却又无能为力。而跟两个姐姐相比，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老公的社会身份虽然变了，可对我的好却不减反增。两年前的一场大病，险些要了我的小命，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年。大难来时，我们这对“同林鸟”非但没有各自飞，而且老公鞍前马后，不离不弃。对我的父母更是孝敬有加。回想当初选择嫁给这个男人时的情景，禁不住暗暗庆幸自己当年的那份坚持，也渐渐悟出：其实，女人选择跟谁走进婚姻时，他当时端着的到底是个什么“碗”并不怎么重要，因为纵是“铁饭碗”也会生锈；“银饭碗”更会贬值；唯有好人品才是最靠谱，而且还会不断增值的好“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