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聪明的好坏，恐怕极少有说不好的，君不见，就连最普通的、大字不识一个的山野村夫也都知道讨别人欢喜时要夸对方的孩子聪明。但现实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却时有所闻。原因何在呢？
苏轼有一首感叹聪明的《洗儿》诗是这样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中的“我被聪明误一生”可谓其聪明一世，失意一生的人生总结。《辞海》中这样评价苏轼“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做枯木怪石。”这叫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且为领军人物。够聪明的吧！但就是因为他聪明，能够洞察当权者之不足，偏又喜欢显示自己之聪明，于是，改革派当政时指责改革派，以“谤讪朝廷”罪遭贬黄州，保守派当政时指责保守派，同样以“谤讪朝廷”罪遭贬，并且比以前更惨，贬到当时最为蛮荒的惠州、儋州，最后病死常州，可谓命运坎坷。
但仔细思量，苏轼将自己一生坎坷归罪于聪明，似乎有些不公。毕竟，聪明是对人智力的评价，是客观存在，问题只在于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聪明。苏轼之“被聪明误一生”，其实就在于他不会使用聪明，有时甚至是卖弄聪明。据说苏轼有次去拜会王安石，见王安石书桌上正写的一首诗中有“明月窗前叫，黄狗卧花心”的句子，就随手提笔改为“明月窗前照，黄狗卧花边”。多年之后他遭贬惠州，才知道当地有一种名叫“明月”的小鸟，经常于黎明时分婉转啼鸣；还有一种吸食花蜜的小虫，当地人称其名叫“黄狗”。此时苏轼方才知道王安石的博学多闻，自己实在是孤陋寡闻。《辞海》中说他书法有“天真烂漫之趣”，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天真烂漫的性格，给王安石改诗就是一种天真的可爱的表现。你想想，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深得宋神宗信赖，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其他官员深恐巴结还来不及，即使王安石放个屁也会为之写出一篇千歌万颂的文章来，而你苏轼却敢不假思索的提笔就改人家的诗，胆子也太大了吧。其实，这不是苏轼胆子大，而是他骨子里的孩童性格，好表现聪明。我不知道王安石看了苏轼后是怎么想的，但可以估计至少会认为他不成熟，不能委以重任。由此一事。我们就可以想见他一生缘何坎坷了。
平心而论，苏轼所与的官场上司基本上都是正人君子，只是因政见不和而不得重用，卖弄聪明也就是个贬官丢官罢了。倘若遇见的是奸诈小人，那就可能把生命卖弄出去。历史上因卖弄聪明丢掉生命的，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了。
杨修，汉末文学家，好学能文，才思敏捷，汉献帝时任丞相府主簿，顶头上司就是鼎鼎大名的曹操。裴松子在《三国志》注中说曹操“酷虐变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本来就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杨修对此却好象一无所知，时常在其面前卖弄聪明。曹操攻破袁绍，其长子曹丕抢了袁绍的儿媳妇做小老婆，杨修当面讽刺曹操说周武王灭商，把殷纣王的宠妃妲己给弟弟周公旦做老婆；曹操担心自己安全，杀了为自己盖被子的近侍后又假做昏昏沉睡，别人都说丞相梦中杀人，杨修却又把话挑明，说丞相不在梦中，是大家在梦中。如此的表现自己聪明，如何不令曹操难堪愤怒？史书记载，“操随嬉笑，而心恶之”，杀杨修的心都有了。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战事不利，心存忧虑，随口说出“鸡肋”的夜间口令，杨修就从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猜到曹操有放弃汉中的想法，叫部下收拾行李准备归程。这话传到曹操耳中，曹操就以“惑乱军心”的罪名下令杀了杨修。对曹操来说，“惑乱军心”是借口，除掉憎恶是真心。对杨修而言，却是卖弄聪明不看对象，终于自取其祸，也是死得其所了。
聪明本身并无美恶，相反的，它对人而言是一笔财富，所以“人皆养子望聪明”。但和任何财富一样，聪明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助人飞黄腾达，也可以使人窘困栽跤，关键是怎样把握使用，对谁使用。古人讲“大智若愚，大象若息”，“大巧若拙，大辩若纳”，其意思都一样，就是与人交往，轻易不要显示自己聪明，当然更不能卖弄聪明，不惹别人眼红嫉妒，不让别人难堪困窘，不要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表现聪明。聪明是供自己使用的，不是表现给别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