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冬季，父亲都要去收鹅毛，？此时乡下的养鹅人，都会把鹅毛拔下来卖钱。父亲便拿着麻袋和扁担，走村串屯地上门去收，早出晚归。
天一黑，我就跟姐姐站在村口的冷风中，等待父亲的归来。有一年，父亲身体特别弱，“鹅毛担子”一上肩，就大口大口地又喘又咳，为此每次看到父亲，姐姐便会飞快地跑过去，接过他的担子，父亲便如释重负，一下轻松很多。年幼的我很是不懂，那鹅毛担子，分明很轻盈，我曾挑过几次，看似鼓囊囊的两麻袋，其实一点都不重，轻如鸿毛呀，可为何在父亲的肩上，却是那般沉重，压得他直喘呢？
晚饭后，父亲拨亮带玻璃罩的油灯，借着灯光，将收来的鹅毛，全部摊放在屋内，然后打开家里的所有门，让阵阵萧萧北风穿屋而过——他要一边拨弄，一边利用那又冷又硬的北风，将鹅毛中最轻，最软，也是最值钱，最有用处的鹅绒，吹分离开来，另作他用，吹不起来的则卖给毛厂。
如若吹进来的风不够大，父亲就拿扇子去扇，被他扇起的鹅绒，恰似屋外飘扬的雪花，片片雪白，凌空飞舞。父亲一边扇，一边剧烈地喘着、咳着，形单影只地被一片“雪白”若隐若现地裹挟着，碰触着，吞没着……？他从不让我和姐姐帮忙，而让我们去学习。
父亲为何气喘和咳嗽得那么严重，我从不知其因。我更不明白，为何村里别的成年男子，都去集体的队里上工，挣工分，可他却不去，而让柔弱的母亲去？
母亲白天上工，晚上还要给有钱人做羽绒鞋，好赚些手工费，供我和姐姐读书，父亲分拣出的鹅绒，正是她做鞋时所需的填充保暖材料。母亲的手很巧，做出的羽绒鞋暖和得很，极受镇上的居民欢迎，尤其是临近春节的腊月，订做羽绒鞋的人很多，母亲要整宿地去做，天快亮时才能和衣躺会儿。
更糟的是，我家的泥墙草屋，也在那年的一场暴雪中坍塌了，一家只能住进一间四面都漏风的草棚里。晚上归来，母亲仍要在草棚里做鞋，父亲分过鹅绒后，还得去垒房子——取来半干半湿的田泥，赤脚将它们一脚脚地踩熟，踩得有黏性和劲道，之后再用它们去垒墙。垒一层，晾干后，第二晚再接着垒第二层，如此反复……因为太冷，母亲的双手很快被冻伤，又痛又痒。父亲也喘得、嗽得更严重了，但他们继续坚持着。
几个月后，泥屋终于垒起来了，春天也到来了，父亲的咳喘渐渐有了缓解；母亲的双手也好了些。他们卖鹅毛和羽绒鞋所得利润，得以凑齐我和姐姐的学杂费，一家人总算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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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有一次，我回到老家，在老屋的角落里，惊讶地发现了一小窝的鹅绒，它们轻轻地拢在一起，像落入人间经年不散的流云，泊在母亲留下的鞋样子旁。鹅绒是那么的轻盈，有风掠过，便会飘散。但奇怪的是，它们竟始终在那里，一如当年此时。
我终于懂了，当年，压在父亲肩上的担子看似轻如鸿毛，但对于贫病交困的他来说，却是千钧之担，于母亲也同样如此。可面对薄待他们的那个寒冬，父亲和母亲并未屈服、抱怨，而是用尽所有力气，彼此配合，携手反抗，只为他们的孩子——年幼的我和姐姐，打开一个阳光明媚的未来之春！在当时那个农村普遍穷困的特殊年代，我和姐姐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都读过书，上了大学的俩姐弟，谁也没因贫困而辍学。
父亲肩上担起的和母亲手中操持的，虽然只是一片片很轻、很轻的鹅毛，但由此诞生出来的爱，却重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