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次日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
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7时。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18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