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世上就怕“认真”二字。什么难事、麻烦事，只要认真起来，不耍花枪，脚踏实地，总会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天，所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有些人面对“认真”二字，亦有所“怕”：怕麻烦敷衍了事，怕被问责推诿扯皮，怕难堪见风使舵……
真与假，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哲学命题，每天都绕不开。但道理似乎又没那么简单，生活如同曹公笔下“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太虚幻境，认真、“认假”耐人琢磨。很多时候，“认真”是行不通的，因此总有人不肯认真。《艾子后语》中有这样一篇：艾子携两大弟子（通子和执子）出城郊游，口渴难耐，便派执子到村舍讨水。恰有老者迎门而坐，认真读书，执子向前行礼，说明来意。老者指着书上的一个“真”字问：“你若识得此字，便给你水喝。”执子说：“这是个‘真’字。”老者很生气，不给他水。执子只好回去禀告老师。艾子义派通子前去讨水。老者执前问，通子眼珠一转说：“这是两个字：直、八。”老者很高兴，拿出美酿让通子带回去给老师喝。酒很可口，艾子喝了后高兴地说：“通子真是聪明！若跟执子那样认真，我连口水都难喝上啊！”
这篇寓言意思很明确，“执子”代表了认真、执著，遇事不通融的人；“通子”代表了圆滑、世故，遇事八面玲的人。若说真话、讲真理，处处碰壁，没有好果子吃，就会让人“学乖”——不肯认真，利益使然也。就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认真、不作为或只认人不认真等怪现象，也不能全怪下面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资源集中在上头，当权者的好恶会成为风向标，影响社会风气。
曾经的镜工做镜子，每做九面昏镜，才做一面明镜，盖因明镜不能藏陋掩丑，所以不能走俏。生活的镜子亦是如此。认真如杜甫，面对“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不肯把黑暗写成光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只有杜甫知道，他喟叹“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韩愈曾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那是因时人对李白、杜甫的诗歌不太重视，作为后辈的韩愈为其正名的呼吁；而李白、杜甫在当时的境况如何呢？韩诗中亦有两句：“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因此，便有了另一类不肯认真：竹林七贤的纵酒放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严子陵的耕钓富春山……不肯认真，其实是不肯合作。
再如写史，认真如太史公者又有几人？鲁迅已有论断，“《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撒谎的事层出不穷。春秋时，齐国卿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却不愿留下弑君的恶名，让负责修史的太史伯写齐庄公是病死的。太史伯只认事实，秉笔直书，结果被杀。如是者三：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其后，太史季接替前任修史，仍旧照录，崔杼不敢再杀。回家的路上，太史季碰到匆忙赶来的南史氏，南史氏见他“完好无损”，怀疑他不肯认真。太史季便拿出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仔细看完后说：“前三位太史都被诛杀，我怕你也难保性命，所以前来接替你。既然你能直书其事，我也就放心了。”史家何以成就“绝唱”？至少，这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认真精神不可缺失。
与直书相对的是不肯认真书写，称“曲笔”或“回护”，把修史视为私器，为迎合权势，有意回避、歪曲事实。尤其官修史书，受到的干扰更多，梁启超直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翻翻史书不难发现，史家唯见以直书被诛，鲜见以曲笔获罪。
因此，认真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因此，认真也尤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