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匆匆忙忙走过去了。壮行不止，作为人生大写意的形态，被世界上所有民族动情地叙述着。
古老的欧洲征尘滚滚，军士们左手执盾牌，右手持长矛，与友军相遇时，经常发生误伤，引起冲突，便定下靠右行走的军规。
欧洲大陆硝烟散尽后，歌舞升平，宝车骏马载着有家徽的贵族，在马路左侧高视阔步，将下层人挤到右边去。乘车的和步行的，高贵的和低贱的，泾渭分明。
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车马行人又一律靠右行驶了。
地球旋转到中国。盛唐时，车辆也在右侧行驶。但鸦片战争后，受日本影响，汽车、畜力车和人力车，改为左侧通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式汽车决堤般涌进中国，其方向盘、灯光装置，只适用右侧行驶，必须进行改造，改装费是车价的五分之一。当时国家经济拮据，运输管理局作出决定，自1946年元月1日零时起，全国一律实行车辆靠有行驶，相沿至今。
战争胜败，政局反复，改变着交通规则，这是笔者查阅路规史料时，寻觅到的轨迹。由此引起的事变，甚至充满血腥味。清朝时，西方传教士进来了，他们怀揣护照，乘坐紫呢大轿，横行无忌，引起百姓不满。1862年，某西方传教士认为，衡州的十字街，触犯了天主教十字架圣讳，竟蛮横地要求拆毁街道，改变街市状况，激起民愤，中国人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酿成国际大案。
历史阴霾如烟散尽，清明盛世，阳光朗照，我走在辽西大地上，这里没有左右通行的纷争，绵延不尽的是乡间情。哥哥你走路要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大道上人儿多，走错好问路。从我身边驶过的轿马车，值得一说。轿马车是戏班专用车。乡下路孬，车咯辚咯辚颠。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像青蚂蚱蹦达蹦达，跟着轿马车，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看完一场戏，看下一场。女演员掀开轿帘，朝孩子们招手。我扑扑跌跌撵上去，她伸手一拽，把我拉进轿房，揽进怀儿，贴住我的脸。轿里红光耀眼，冰凉的耳环烫我的脸。她嘻嘻笑道：“花小子，长大了，想做啥？”
她是主角，自己占辆轿马车。给她赶车的，是个戴毡帽，脖子上搭条毛巾的驼背汉子。我说：“给你赶车。”
她咬牙切齿地笑了：“没出息！”
我傻笑。
她问：“跟这么远，累不累？”
我说：“没走够。”
她认真地盯住我，叹口气，朝前方“鲤鱼幌子”一指：“咱们上那儿歇下。”那是家旅店，古代考生奔赴县城、省城和京城，进行乡试、会试、殿试，在旅店住下，鲤鱼跃龙门，吉祥。她说：“从那儿走，能走远。”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走得很远。我还能走多远呢？有时候觉得伤感，流浪是诗人的标签，广告是商家的标签，一头短发是女权主义标签，满头长发是摇滚乐手的标签，眼泪是失恋的标签，自嘲是反复失败的标签。电脑洋文驾驶证是白领标签。厚窗帘加一壶浓茶是闭门怀旧者的标签。在牛仔裤上挖俩窟窿，看着路标朝相反方向走，是反叛者的标签。我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标签。在我生活的辽西边地，日头落下来是一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和日子是重复的，若想真正活下去，就要往外走。我钻出屋子，太阳白得炫目，像她的耳环。
一个人，身体在大地上行走，谁也离不开土地，但灵魂可以在天上飞翔。我喜欢《西游记》里那句话：赶路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