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表叔又来了，送来两块自制的腊肉和几把面条，还有我们最爱吃但城里菜市场里不易买到的油菜头。临走时，他还给每个侄孙、侄孙女发了一个红包。红包也是自制的，用红纸和带着粮食香气的糨糊黏合而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名字以及“新年快乐、健康成长”之类的文字，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10元钞票。
这是他多年如一的规定动作，在距春节前十几天一定要完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整个正月不进城里来。因为这样，可以躲开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发红包。
他这样的举动，还包括亲戚们婚丧嫁娶的酒席。他通常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一份最大的贺礼，但这份贺礼与别人的贺礼相比，也如他的压岁红包与别人的压岁红包之间的差异一样。他为了不占一个酒席位子，是悄悄躲得很远。他不想被人当成空手套白狼的穷亲戚。
对于被一年比一年更厚的红包撑大了胃口的孩子们来说，表爷爷那个外表土气且身材瘦小的红包引来的轻视与不屑是可想而知的。拿到表爷爷的红包后，性格内敛一点儿的孩子，将红包在脸上扇扇，做个鬼脸坏坏地笑一下；而性情外露一点儿的，则撇撇嘴，有声或无声地说一声：“抠门。”
这10块钱的小红包，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以大小论红包美丑的时代，它的不招待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某些侄孙们对这位表爷爷的观感。
表叔也知道孩子对他的看法，但他从不计较，也不争辩，更不会向孩子们解释这10块钱需要他卖5斤米，这5斤米需要收8斤谷子，8斤谷子需要他在1。5平方米的稻田上耕种收割忙活几季，他全家可以凭此过两天的生活。在发完红包之后，他总是半是愉悦、半是遗憾地离开，让观者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有人曾当面对表叔说，让他今后别再给孩子们发红包。表叔总是笑笑，说：“这大过年的，给孩子们送个祝福，添点儿喜气，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穷人，连祝福别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吧？”
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得让说者在心中暗骂自己混蛋，并忍不住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把压岁钱和春节贺礼搞得跟竞赛似的，你砸过去300、500，我报复性地回500、1000。心里并不完全情愿，而脸上却笑嘻嘻的。这样的结果，是红包越来越厚，而人情却越来越薄。每个人都在抱怨不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开始改变。
表叔坚持给孩子们发红包，是为了感谢城里的亲戚们在他前些年做胃切除手术时对他的资助。他知道，就数量而言，那些钱是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还得清的。但他多年来很上心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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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起孩子们扔掉的那些写着他们名字的红包，感受它们如表叔皮肤般粗拙的外表，想象此前几天的某个黄昏，坐在夕阳下的小院里制作它们时，表叔平静而满足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那是一个穷人不应该被轻视的亲情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