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到底是一个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他的庙号说起。仁宗去世之后，庙号为“仁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帝王。
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宋仁宗的扮演者王凯的理解。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另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
我觉得王凯很精准地把握到宋仁宗的特点，那就是“仁”。仁宗生性仁厚，对大臣、对宫人、对百姓，确实很仁慈，我举一个例子：据野史笔记记载，成都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很反动的诗歌，鼓吹四川独立，与朝廷对峙，并把诗歌献给了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吓坏了，赶紧报告朝廷。但仁宗皇帝看了诗歌，淡然地说：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要当官罢了，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
是不是很仁厚？
不过，如果我们将仁宗的仁仅仅理解成仁慈、仁厚，未免有些浅薄。儒家解释过“仁”的含义：克己复礼谓之仁也。什么是克己复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激情，服从制度的约束。王凯说仁宗皇帝的另一个特点是“忍”，其实这个“忍”就是“仁”的含义之一。
我们来讲几个小故事，通过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理解仁宗之仁。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内苑跟大臣散步谈话，走着走着，几次回头张望，大家都不知皇上的意思。回到宫内，仁宗赶紧交代宫女：“渴死了，快给我倒杯热水。”宫女问道：“官家刚才在外面，为何不喝水，忍着口渴？”仁宗说：“我几次回头张看，都未看到提水的燎子。如果出声询问，只怕那燎子会被问罪，只好忍着口渴而归。”顺便解释一下：燎子，原本是用于烧汤烹茶的炭炉。@里借用来指代司燎炉供应茶水的皇室服务员。
还有一次，早朝，仁宗皇帝上朝，面色很不好看，大臣问：“陛下今日面带倦容，是哪里不舒服吗？”仁宗说：“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大臣有点怀疑，以为皇帝昨夜与嫔妃谈情说爱花了过多的时间，于是进言，陛下请注意保养圣躬，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
仁宗大笑说：“卿等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失眠了。”大臣大惊说：“这这这怎么回事？”仁宗说：“昨晚睡觉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吃烤羊排，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因此饿了一宿。”大臣说：“何不叫厨房供应？”仁宗说：“我也想过，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后世子孙自此仿效，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还是忍点饿算了。”
承平时代，国泰民安，锦衣玉食的皇帝多得是，能自觉克制自己对美食的口腹之欲的君主，却是少见。别说别人，我自己就做不到，每次看到烤羊排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仁宗的忍渴挨饿，既是仁厚，也是忍耐，合起来，就是仁。
对帝王来说，口腹之欲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克制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欲望。仁宗皇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嘉v年间，曾有一个官员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是如何回答的？仁宗说：“治理天下，不能由我一人独断，若都是我一人说了算，如果做对了还好，如果做错了，难以改正，不如大家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然后以宰相的名义发布决策，倘若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错漏，则有台谏指出来，改正也容易一些。”
再举一个小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这是什么文章？”仁宗说，“是台谏的奏章。”梳头宫女又问：“台谏又上奏了，说了什么事？”仁宗说，“台谏说：雨下得太久了，恐怕是后宫里的嫔御太多所导致，需要裁减一些。”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要说三道四。”仁宗不答话。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如果非要裁减宫女，请从我开始。”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梳头宫女是官家所爱，为何作第一名遣送走？”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电视剧《清平乐》也讲到这个故事。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仁宗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作为皇帝，独揽大权、朝纲独断，虽然很爽，但也非常危险。这就是对权力欲念的克制。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我有“明君情结”，有“人治思想”，对不对？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皇帝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时，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制度与政体。比如说，皇帝的诏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圣旨，是皇帝权力的体现，代表了朝廷的最高命令，但宋朝皇帝诏书的颁发，有着非常严密的程序，并不是皇帝顺便说几句话，或者叫一声拟旨，便马上有了一道圣旨，大家必须执行。
其实，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就会发现一个不同：明清圣旨的最后，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而唐宋圣旨的最后，是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
仁宗皇帝曾说过：“老是有人言我没有决断。并不是我不想决断，而是国家有制度、惯例放在那里，我也需要遵守。如果违反制度，便成过失。”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因为当时的祖宗之法、惯例、官僚体系、士大夫集团，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一定制约。
让我再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径自做出判决。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仁宗说：为何？这个谏官说：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刑罚之轻重，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受到法律训练、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因此，“出于圣断”的司法裁决，很容易“前后差异，有伤政体”，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制度。而且，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
这位谏官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再逞强，批准了谏官的提议。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最近出版的仁宗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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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仁宗既是一个庸常的人，也是一位仁圣的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