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那轮太阳

　　一
　　
　　1992年，是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起始之年。往前推十年，也就是1982年，我那原本厚道木讷的父亲母亲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镰刀入库，牛羊入圈，孩子交给老人，夫妻双双进城打拼。十年后，终于在省城站住了脚。
　　
　　1990年，父母在省城有了房子并把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在此期间，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每日奔跑在乡间的风里，过得自在逍遥。
　　
　　爷爷坚决不同意父母把户口迁走，理由是：户口一转走，村里就会把他俩那一亩三分地收回去，若没了地，一旦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想回也回不来了。父母当时也犹豫过、挣扎过，最终没听爷爷的劝。爷爷说：“你们的户口可以走，但娃娃的户口不能走。”
　　
　　父亲头一回和爷爷发火：“孩子不进城，永远没出息。进了城，上个好学校，将来更容易考大学。”
　　
　　爷爷铁了心不同意，说：“不管到啥时候，都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父亲无奈之下，竟背着爷爷为我办了“农转非”手续。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转学到城里中学后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不会说普通话。尽管我认真去学了，依然没学会，听起来怪怪的。
　　
　　为此，城里同学纷纷嘲笑我、奚落我，他们叫我“土老帽”“乡巴佬”。不少人甚至联合起来欺负我、隔离我。这种因语言不通导致的冷漠与隔阂，使我极其憋闷、烦躁。父母天天早出晚归，工作生活节奏快得不得了。
　　
　　于是，我陷入一种极其自闭的状态里，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参加，回到家后足不出户。甚至，我丧失了学习普通话的信心，也丧失了学习的信心。在那样一个叛逆的年龄，我发誓再也不学普通话。我想逃回乡下老家，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很多r候，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我，我明明会答，也装作不懂，紧闭着嘴，一声不吭。老师不明情况，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我拼命忍着泪水。放学后，狂奔回家，扯着嗓子哭了个天翻地覆。哭过之后，捧起爷爷写给我的信，泪水打湿了信纸，打湿了爷爷寄来的每一声叮嘱。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二
　　
　　我的情况最终引起校长和班主任的重视，他们先后和我多次谈心，效果甚微。我成了班里的“重点人”。
　　
　　立冬前一天，周五。上午第三节课铃声刚响过，白发苍苍的刘校长突然进了教室，他一眼便找到了缩在墙角的我，朝着我招手。我心一紧，站起来，走向他。他伸出手来，轻摸一下我的头：“第三节课，我给你上。”
　　
　　那一刻，我极其震惊。在全班惊诧的目光中，我跟着刘校长出了教室，穿过操场，来到一间老屋前，屋前横着一排光溜溜的石头。
　　
　　那天的太阳很好，我不自觉地坐到了石头上。他说：“这节课，咱俩晒太阳。”
　　
　　我又一怔。刘校长慈祥地看着我，脸上尽是温和的笑容。
　　
　　“你是更乐村人？”校长问。
　　
　　我点头。
　　
　　校长收起普通话，说起了地地道道的家乡话。没想到，我和校长竟是同乡，没想到校长竟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老家话。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我进城之后的第一抹笑容，是校长给的。
　　
　　校长和我讲了很多故事，有乡村的，有城市的，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我听得如痴如醉。
　　
　　临了，他取出一台收音机送我，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孩子，好好学习普通话吧，学会了普通话，你将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结交更多的朋友，打开自己的新局面。说好普通话，是你的一件法宝！只要你坚持每天听广播，用不了几个月，一定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十几年前，我也是这么学习普通话的……”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周身暖洋洋的。我突然觉得有两个太阳在照耀着我，一个是天上的太阳，一个是校长。天上的太阳暖着我的身子，校长暖着我的心。
　　
　　打那时起，我在校园里似乎有了依靠，有了知音，那就是校长。
　　
　　仅仅过了三个月，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长进，成绩也在慢慢地上升，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初二那年，我被评为区县级三好学生，被选为班长。是时，心头所有的阴霾烟消云散，前所未有的获得感笼罩着我。接下来，我参加全市中学生朗诵比赛，获得银奖。两年后，我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奖。
　　
　　三
　　
　　进入大学之后，我报了英语专业，选修了俄语、法语，并参加了多次跨国交流。
　　
　　假期，我专程回母校探望刘校长，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业。
　　
　　校长问我：“你有多久没有回老家了？”
　　
　　我木然。
　　
　　校长送给我一个忠告：“孩子，你现在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能说一口特别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讲多种外语，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希望你珍惜！但我还要告诉你，永远不要忘记咱们的家乡话。明白吗？那是咱们的根！”
　　
　　我们这些沐浴在改革开放光芒里的农村娃，在城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会说普通话，而且会讲流利的英语，甚至更多的语种。可是，又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的家乡话呢？现在的家乡，一天天朝着城市的方向奔跑着，追赶着。城里有的，家乡也有。而家乡，在我们身上的印迹日渐淡薄。若要找出一丝与城市的差别，或许只剩下那一口家乡话了。一旦忘记了家乡话，与家乡的联系也便彻底断绝了。
　　
　　在校长的建议下，我重拾家乡话。每当回到家，努力用家乡话和父亲母亲交流。
　　
　　四
　　
　　2018年，是父母进城第三十七个年头，我离开农村也整整二十六年了。
　　
　　初秋时，我携妻带子回家乡探望爷爷。老人家年过九旬，依旧住在乡下老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里，没有普通话，也没有英语，更没有狂躁的流行音乐，只有乡间哩语，只有村戏，只有浓浓乡音。
　　
　　爷爷虽年迈，眼力听力却不降，他指着不远处一位老人说：“看看那是谁？”
　　
　　我顺着爷爷指的方向看过去，感觉有些面熟，却不知如何称呼。
　　
　　爷爷说：“那是你当年的刘校长啊！”
　　
　　爷爷推我一把：“快过去打声招呼啊！那可是咱们的恩人啊！”
　　
　　我奔过去，叫一声“校长”，然后，朝他深深鞠躬。校长抬起头，看着我，竟脱口而出我的名字。原来，他一直没把我忘记。
　　
　　那天中午，我把校长请到家里，恭恭敬敬为校长斟酒、敬茶。
　　
　　万般感慨之中，我举起酒杯，面向爷爷，面向校长，敬他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1992年立冬前一天，我的身边环绕着三个太阳——天上的太阳、身边的校长、老家的爷爷。前两个太阳，看得见，摸得着。爷爷这轮太阳，却藏在家乡的老巷里，藏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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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望城市般的家乡，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走下去。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我们总该留守一些自己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