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芹到底为什么吵架已经记不清了。似乎是为了争乒乓台桌（那时候孩子惟一的娱乐大概就是乒乓球了），结果就分成了两伙，我和芹各领着一帮人，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跺着脚对叫着，周围的孩子都在尖声起哄，兴奋得像发现了一簸箕米的小麻雀。
从那次大吵后，所有的友谊都在一瞬间结束。
在这之前我和芹几乎形影不离。我们的友谊起源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那时我父母借右倾翻案风的光，恢复了工作，但当时的特殊形势，又决定了这翻案的不彻底，父母被打发到县农大一个放牛，一个当炊事员。那时电影《决裂》刚刚在全国放映。芹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当上了县农大的校长。那时他们一家在县农大十分威风，芹她们姐妹几个经常穿着军装很得意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
后来芹送了我一套军装，我立马就喜滋滋地套上了。芹转着头看着我，发现这军装穿在我身上实在太大了一些，松垮垮地简直侮辱了解放军的光辉形象。犹豫了好半晌儿，才痛下决心把她的一个黑色练功带送给了我。练功带是松紧的，系在腰上，腰身一下出来了，人顿时精神了许多 。芹自己也换上了军装，系上练功带。我们俩耀武扬威地走在县农大的山坡上，像两只骄傲的小天鹅。可惜没有观众。那时县农大已面临瘫痪，几乎没有学生了。
芹虽然比我大一点，不过个比我矮。我们都梳着那时流行的大辫子，黑油油的，像李铁梅一样可以“啪”地甩到胸前，我俩的眉眼也有些像，走到哪里都像一对并蒂的姐妹花。除了吃饭睡觉，我们几乎都在一起。形影不离的还有她妹妹和我弟弟。那时为了更好地向工农兵看齐，我们4个人打着赤脚从农大走了四五公里到县城照了一张相。一开始的时候，脚一沾地就被石子硌得打抖，钻心地痛，疼得我们龇牙咧嘴。不过大家互相鼓励，把脚底板放开了走，后来才发现只要你不怕，放心大胆地乱踩，脚反倒不疼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在照相馆用大人给的钱合影了一张。相片上的4个孩子，挺直着腰板傻傻地对着镜头，不过他们的目光都异常清澈。光脚板看起来也很光洁，卷起来的裤腿带着一种质朴的洒脱。
那是我和芹惟一的一张合影。
那时我们都爱上了诗歌。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顺口溜合适一些。因为这些诗都脱胎于“叛徒林彪孔老二”这一类的时代产物，不过我们后来写的东西渐渐偏离了政治轨道，举凡周围看见的花草一类都进了我们的诗歌，那些诗自然是很稚嫩的。不过我们却乐此不疲。我们甚至出了小报，把我们4个人写的诗都抄在一张大纸上，配上插图，每个人都取了笔名，笔名都带了个雪字，看名字我们都成了兄弟姐妹。隔一段时间就出一张。当然读者只有我们4个。
那时芹和我不但想成为诗人，最想的还是变成男孩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偷偷把弟弟的衣服穿在身上，又取了军帽扣在头上，拼命把长辫子塞进帽子里，打扮好了，我们俩鬼鬼祟祟地溜出门，顺着山坡的路走着，那时农大下面还有几个单位，我们一边走着，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溜着路面，看看有没有人能认出我们，没想到都走到大门口了，也没遇到什么人，我们正有些失望，守大门的两个民兵从屋子里跳了出来，指着我们哈哈大笑：“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名堂？”
我们和那两个大哥玩的很熟，平时常常腻在一起吹《水浒》，这时一眼就让他们戳穿了真面目，顿时狼狈不堪，抱头鼠窜。连大路也不敢走了，顺着山坡下的一条小路攀上了一个大坡，气喘吁吁地逃回了家里，赶忙恢复了女儿身，没想到要做个男孩子也这么难。
但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许我们好得过于蜜里调油了，所以才有那么一吵。
吵过架不久，我们都代表学校到公社参加乒乓球比赛。最后冠亚军决赛的时候，我们终于狭路相逢，那时真是万分尴尬，我咬着嘴唇，看着神态自若的芹，心中忐忑不安。不知这场比赛是该输还是该赢。我和芹的技术在伯仲之间，谁赢都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