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的新年晚会上，我和阿忆手拉手在台上唱歌：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发新芽，阳光雨露，照耀我，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台下的同学笑成一团，快看，快看，黑白巧克力！白雪一样皮肤的阿忆和黑炭一样皮肤的我，两个世界的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阿忆是上海人，她和她母亲说一口吴侬软语。在这个北方小城里，在当时普遍贫困的时代，阿忆家是鹤立鸡群的。她有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雪白的透明的皮肤，皮肤下的静脉像蓝色的花儿一样绽放，深陷的眼窝，弯曲的亚麻色头发，就像一个洋娃娃。她让我叫她阿忆，她叫我阿梅，于是我一个北方的女孩子也有了南方女孩子的名字。她的普通话也软绵绵的，带着上海口音，让人依稀看到江南烟雨，舞榭歌台，听起来像是叫阿美，让人心颤。放学的时候，阿忆总是走得慢吞吞的，我说阿忆，快点走好吗？她说，不，回了家，我妈妈就不让我出去玩了，我们走慢点儿，越慢越好。于是，我们边走边玩儿。
那时，我喜欢倒沙包。是用布缝的四方形的小袋子，里面装着沙子。我开始用两个沙包，用一只手像流水一样倒来倒去，然后用两只手三只包，最后是两只手四只包，就像杂技演员一样，眼花缭乱的，阿忆看得哈哈大笑，可是她怎么也学不会。星期天的下午，我将皮筋儿系在树上，一个人跳皮筋儿。阿忆和她的妈妈坐在躺椅上看着我跳，她妈妈长得很漂亮，皮肤也是白白的，深眼窝，那么优雅美丽。夕阳的余辉透过树木密密的叶子，暖暖地斑驳地照到阿忆的脸和手上，阿忆像是水晶橱窗里的奶油蛋糕，仿佛连眼白都会融化。
院子里的光线一点点地暗淡下去，花草们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摇摇晃晃。阿忆一边看一边吃着桂圆，地上洒满了黑色的桂圆核，像黑色的星星一样闪烁。我跳得满头大汗，我喊：阿忆，快来跳呀！阿姨说，你自己跳吧，她不跳。那时，阿忆美丽的大眼睛上掠过一层云翳。我们手拉手走在校园的小径上，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金黄色的落叶像蝴蝶一样在空中盘旋起舞，法国梧桐上一个个小球儿在风中转动，像是跳动的音符。阿忆说，那是悬铃木。我和阿忆一人拿一个小铃儿，用小指拉勾：阿忆和阿梅永远在一起，永远做好朋友。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我和阿忆是不同世界里的植物，我们却彼此相互吸引。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家境贫寒的我长成了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女孩子，梳着两条硬邦邦的麻花辫。阿忆还是那么苍白美丽，梳一根卷曲的马尾辫。阿忆的妈妈也不阻止我到她家去玩了。那时候，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电视，有电视的也是12寸的小黑白，前面放着一个三色的塑料板，当做彩色电视看。而阿忆家有两台大彩电，有两台大冰箱，而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冰箱呢，是阿忆的爸爸从国外买的。那时正演《上海滩》，我家没有电视。一到晚上，我就到阿忆家去看许文强和冯程程。我和阿忆坐在她家的沙发里“咯吱咯吱”地吃巧克力饼干，像两只小耗子。阿忆咬着我的耳朵说，好帅呀，长大了，我也要找许文强那样的男朋友。她妈妈看我们，我们俩就“呵呵”地笑。目光落在窗台上，阿忆的窗台上摆着几盆花，柔柔的茎，细细的叶子，像是碧绿的雾。阿忆说是草花，叫虞美人。演《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我买了一把小刀。下学后，在校园的小树林里，苦练飞刀绝技。阿忆坐在单杠上，白色的裙子在风中鼓起，像鸽子的羽翼，她白皙的小腿，白色的花边袜，在五月微凉的晨风里摇摇晃晃像白色的雾。小刀“嗖”一声扔出去，十投九不中，“叭”一声掉在了地上，阿忆鸽子一样“咕咕”地笑。虞美人开花了，毛茸茸的柔柔的茎，羽毛般的细细长长的叶子，展翅欲飞，开着热烈至极的像罂粟一样的红花。阿忆说当年虞姬在乌江自刎，她自刎后的地方，就开满了这样的花，所以这种草花就叫虞美人了。
阿忆不上体育课，不会跑步，不会玩单杠，不会爬树，但是阿忆的功课最好。阿忆总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失踪，我不问她，就像她从不问我的事情。其间阿忆又失踪了好几次。那时我们已渐渐长大。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天空，有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荡，温婉的风轻轻拂过，绿草地散发着脉脉的清香，世界是那么静谧和安宁。我和阿忆坐在草地上，阿忆唱起了我们最喜欢的《欢颜》，啦啦啦啦啦啦，飘落着淡淡的愁，一丝丝的回忆，如梦如幻如真，弦轻拨声低吟，那是歌……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只有你的欢声笑语，伴我在漫漫长路有所依。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形无痕。只有你的欢声笑语，伴我在漫漫长路有所依。飘落着冷冷情，万缕缕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