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高的个子决定了只能坐在离我很远的班级后面，或许真的是由于距离的关系，那时我们相处得很平淡，只是相识。真正使我们这两个不论从外貌、脾气还是性格爱好上都相去甚远的人走到一起的是那段特殊的岁月。
高考落榜后，我和江仔同在一个班补习，在这个新组成的陌生的集体中，我和江仔本来不很亲密的关系，仅仅因为是同学就显得格外亲近和珍贵了。
我和他同租了一间屋子，房东是朝鲜族人，同吃同住，我们真的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了。
江仔考不上大学决不是因为智力因素。他的个性很强，为人耿直、实在，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他经常为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情愤愤不平，属于那种热血男儿。近水楼台，我也经常被他这种正义之气感染，时间久了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男子汉了。
江仔和我一样，都是来自远离现代文明的贫困落后的乡村，而且都是家中的长子，这次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而言绝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压力都很大，艰难的时候简直连面条蘸盐的日子都没有。我们的伙食经常是一顿两根麻花，一人一根，我和他相对无言，一口一口地嚼着，不知是在细细地品味着麻花的滋味还是想把什么东西也随着一同咽下肚里，拍拍根本就不可能鼓起来的肚皮，再捏捏裤袋里的钞票，我们似乎都认为吃这么多该饱了。那段干嚼麻花的日子给我留下最好的纪念，就是现在一想起这东西就浑身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学得很晚，就觉得肚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小虫子，在一口一口地噬咬着肠胃。小卖部已关门了，年轻人抵抗饥饿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怎么办呢？我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危机。这时江仔推开了隔壁的门，那间屋子是房东放东西的，他拿着我们盛饭用的小盆，动作很轻，再一次关上门时，盆里已经多了雪白的大米。他很内行的洗了两遍，然后倒上水，在上面又盖上了一个小盆，放到炉子上。这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江仔。
朝鲜大米果然名不虚传，一盆饭转眼间就没了，虽然没有一点儿菜，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我平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原因绝不是因为江仔的手艺好，更不可能因为是偷来的，我和江仔根本就没有做贼的感觉，因为什么呢？80年代的学生在那个夜晚忽然间拥有了一种解放前的心境。介于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之间的补习生是处处遭冷遇的，再加上生活的困顿，前途的渺茫，我经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又欲罢不能的感觉。有天晚上，心情糟透了，便买了一包烟，一声不响地吸着，江仔看着我没劝也没有阻拦，出去不久便拎来一瓶酒和一袋花生米，我和江仔推杯换盏，互诉衷肠，仿佛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深最重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后来我才找到了形容当时情形的最恰当的一个词，那就是“窝囊”。当我和江仔酒醉大睡的时候，可能谁也没去想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奢侈，又算不算大逆不道？或许在那个年龄，我们面对困厄和苦闷时还有些手足无措，还显得很软弱，消极对待总是多于积极进取，在生活的低谷中我们感到很委屈，但却很少追究流落到低谷的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逆境中挣扎的时候，逆境也磨砺了我们。不知是哪位名人说过“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在我和江仔还不知道这话时，就已深深懂得了这个道理。冬去春来，第二学期开学几天了，还不见江仔来。我在做了种种猜测后决定去他家――一个不通汽车而且名字又不好记的地方。看到风尘仆仆的我，江仔很感动。可得知他没上学的原因，我却感到很滑稽，原来他把开学的日子给忘了。的确，和我相比，江仔算不上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在我们之间，那些值得回味的东西都与学习无关。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俩的感情。望着茫茫雪原，踩着崎岖的小路，我就感觉到我和江仔这一高一矮的身形只有走在一起才能抵得住这料峭春寒，才能踩平脚下的路，才能感受到彼此的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