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竟是市重点高中，校园里每天分3个时段播音。不久，我就理所当然地取代了那个操着本地普通话的男播音员。我的搭档叫田恬，高我一个年级，大我3岁。她把播音室当成了自己的工作间，精心地准备稿子，选择背景音乐。老实说，我每天的任务只是来这儿念念男声的那一声部。闲暇时她和我漫天漫地地聊，让我叫她大姐。时间长了，她更是心安理得地拖着我的胳膊去挡那些向她献殷勤的男生。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市里音像店。她问老板有没有班德瑞的D，我那时还是第一次听说班德瑞。老板递过来一张D，说是刚到的货。她就像一个孩子，激动地接过D盒，付钱，千恩万谢地离开。我提醒她怎么不讲价，她说她找这盒D已经很久了，哪里顾上这些。
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生。
也许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用另一种心情对她。6月，她的生日。我利用手中的权利在广播里说，有同学为了同窗好友的生日点了首曲子。那天，我选的是她最喜欢的班德瑞的曲子《月光》。她看着我笑：“我算是你的同窗好友吗?”我急忙回答她：“怎么不算?!”
三年级暑假补课，我依然在每天播音的时间里赶回学校。其实我不必这样的，我是想让她有更多的时间熟悉那些她不喜欢的数学政治，想让她吃上我妈做的好菜，她的家是在下面的一个县城。有一天，临到播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雷阵雨，想着就不去话，我也不枉此行。她让我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搭在风扇上晾。那天晚上的雨一直没停，她就那样陪着裸着上身的我坐了一个夜自习。我走的时候，雨停了，天又闷了。她急急地塞了张纸条在我手里就转身走了。
见多了这种承载着男生女生朦胧情愫的小纸条，突然轮到我时，像运动员没有做好准备，心跳骤然加速。20分钟的路那天我只用了10分钟，一边哼着流行歌曲。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在屋里，展开，原来只是一张防治感冒的药单。
高考结束，她果然没能考上大学。整个暑假也没有片言只语她的消息。开学时，听她的一个老乡说她去了北京，在一家电脑城打工。再进广播室，就像看到一个盛满高级香水的瓶子，明明知道香水早已用尽，看到它时还是唤醒了曾经的嗅觉记忆，似乎余香犹存。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在家里是在学校里也是。我辞掉了播音员的工作，可每当广播响起，我依然会想到那个大我3岁的田恬。没想到她那么无情无义，连一个电话也不来。11月23日是我的生日，我知道就是她在这儿也不会想起。那些祝她生日快乐的话我已说过两次，《月光》我也播了两年。我把希望寄托在寒假，她回来过年总会给我个电话吧。转眼已是大年初六，我们马上就要开学。我顾不上矜持，把电话拨到她家。她妈妈说，她前天刚走，还给了我一个北京的号码。
开学前的一天，我终于下决心给她打电话。电话接通，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把电话的那头举得很高，怕自己粗重的喘息会传了过去。“你回来吧，不要贪图一时的舒适。打工你能打多久?30岁?将来怎么办?”我静了静心绪，鼓足勇气：“你还记得我先前说过的话吗?我不希望5年以后，在大街上看到你像一个拖儿带女的农妇那样，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我用尽平生的智慧劝她回来复读，向她举出许多休学半年后又来复读的学生成功考学的例子。其实，好多都是我编的。
她终于回来了，是在3天之后。她说我的话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她不想永远做个打工妹。考试结束的那天，我们去看了一场通宵电影。电影开演前，她挽着我的手：“我像不像你的姐姐?”
我们考到同一个城市，她的分数只够上一所专科，我进了一所重点大学。这当然不是巧合，是我的选择。开学不久，她就在学校的例行体检中查出有肺结核，学校要求她先回去观察治疗。我去安慰她，不是什么大病，一边通知她父亲。送她回家时才知道她父亲是她们县医院的医生，这才想起那个下雨的晚上她给我的治感冒药方，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她介绍我时，依然是：我的铁哥们儿!我只是尴尬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