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杰克把文件扔到我桌上，皱着眉头，气愤地瞪着我。他是我的新上司。我是他的秘书。
“怎么了?”我奇怪地问道。
他指着计划书，狠狠地说：“下次想做什么改动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说完，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只是改了一个长句，更正了语法错误。但这都是我分内之事。
其实，在这之前，有人就提醒过我，上一任在我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女士就曾大骂过他。我第一天上班时，就有同事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已有两个秘书因他而辞职了。”
几周后，我逐渐对杰克有些鄙视了，而这又有悖于我的信条：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爱自己的敌人。但无论怎么做，我总会挨杰克的骂。说心里话，我很想灭灭他的嚣张气焰，而不是去忍受他。我还为此默默祈祷过。
因为一件事。我又被气哭了。我冲进他的办公室，准备在被炒鱿鱼前让他知道我的内心感受。我推开门，杰克抬头看了我一眼。
“有事吗?”他问道。
我猛地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毕竟，他罪有应得。
我在他对面坐下：“杰克，你对待我的方式有很大的问题。没人对我说过那样的话。作为一个职业人士，你这么做很愚蠢。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杰克不安地笑了笑，向后靠了靠。我闭了一下眼，祈祷着，希望上帝能帮帮我。
“我保证，我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你是我的上司，我自然会尊敬你、礼貌待你，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每个人都应得到如此礼遇。”我说完，便起身离开，把门关上了。
那个星期余下的几天，杰克一直躲着我。他总趁我吃午饭时，把计划书、技术说明和信件放在我桌上，并且，我修改过的文件不再被打回了。一天，我买了些饼干去办公室，顺便在杰克桌上留了一包。第二天，我又留了一张字条，写道：“祝你今天一切顺利。”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杰克不再躲避我了，但沉默了许多，办公室里也没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于是，同事们在休息室把我团团围起来。
“听说杰克被你镇住了，”他们说，“你肯定大骂了他一顿。”
我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会成为朋友。”我根本不想提起杰克，每次在大厅看见他时。我总冲他微笑。毕竟，朋友就该这样。
一年后，我32岁，是三个漂亮孩子的母亲。但我被确诊为乳腺癌，这让我极端恐惧。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我的淋巴腺。从统计数据来看，我的时日不多了。手术后，我拜访了亲朋好友。他们尽量宽慰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些人反而说错话了，另外一些人则为我难过，还得我去安慰他们。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就在我出院的前一天，门外有个人影，是杰克，他尴尬地站在门口。我微笑着招呼他进来，他走到我床边。默默地把一包东西放在我旁边，那里边是几个球茎。
“这是郁金香。”他说。
我笑着，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清了清嗓子：“回家后把它们种下，到明年春天就长出来了。”他挪了挪脚：“我希望你知道，你一定能看得到它们发芽开花。”
我泪眼模糊地伸出手。“谢谢你。”我低声说。
杰克抓住我的手，生硬地答道：“不必客气。到明年长出来后，你就能看到我为你挑的是什么颜色的郁金香了。”而后，他没说一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每年春天。我都会看着这些红白相间的郁金香破土而出。事实上，今年九月，医生将宣布我痊愈。我也看着孩子们高中毕业，进入了大学。在那绝望的时刻，我析求他人的安慰。而这个男人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温暖着我脆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