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变成了街坊中最先装上电话的几户人家之一。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楼梯拐弯处的墙上固定着一个橡木盒子,盒子旁边有一个被磨得光亮的听筒。我甚至还记得这部电话的号码是105。当时我还小,还够不着它,但我却常常站在它的旁边入神地听着妈妈对它讲话。记得有一次,妈妈还抱起我,让我同正在出差的爸爸通了话。
那一天,妈妈到一个邻居家串门儿未归的时候,我在地下室里胡摆弄各种修理工具,手指给榔头砸了一下。我吮着被砸疼的手指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最后我来到楼道里。噢,电话!我忽然看见了那个神奇的东西。于是我很快跑去拖来板凳,放在楼板上。爬上凳子后,我取下听筒,让它贴近耳朵,然后对着话筒叫道:“请接问讯处。”
一两声咔嗒声之后,一个轻柔却很清晰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问讯处,请讲。”
“我砸了手指头,指头……”还没说完,我就禁不住对着听筒哭起来,我终于有了一个听众。
“你妈妈不在家吗?”问讯处问道。
“就我一个人。”我哭着说。
“你的手指流血没有?”
“没有,我用榔头把它砸伤了。”
“那你能不能打开冰箱?”她问。我说可以。
“那么你就切一小块冰放在受伤的指头上,会好受些。用冰锤的时候小心些。”她告诉我,“乖乖,别哭,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打那以后,我就经常向问讯处询问各种问题。我问地理方面的,她就告诉我费城在什么地方,还告诉我那条充满浪漫色彩的奥里诺科河—那条我曾幻想长大以后去探险的河,是多么美丽。她帮助我做算术,还告诉我,前一天我刚从公园里逮来的那只花狸鼠是要吃水果和坚果的。
后来,我们家的那只宝贝金丝雀贝蒂死了。我把这个悲伤的消息也告诉了问讯处。她听后,先用一般的大人哄小孩的话安慰我,可我并不感到宽慰。为什么死去的偏偏是那些歌喉婉转动人、能给家里带来欢乐的鸟儿?为什么它们最终都落得挺尸笼底、爪子朝天,只留下一团羽毛的下场呢?
我想,当时她准是猜透了我的心思,因为她平静地对我说:“保罗,记住,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们还可以在那儿纵情歌唱。”
不管怎样,我心里总算好受了些。
后来,我九岁那年,我们举家迁到东部的波士顿。我无比想念那位曾给我以巨大帮助的问讯处朋友。然而,她只能在远方老家的那只木盒子里了。当时,在我们新居大厅里的桌子也装有一部听筒细长的新电话,我却从未想到过要去用用它。
几年后,在我上大学的途中,飞机在西雅图降落。由于等候换机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同住在当地的姐姐通了15分钟的电话。接着,如同着了魔似的,我拨了家乡的接线处的号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问讯处,请讲。”奇迹出现了,我居然又听到了那久违了的轻柔、清晰的声音!
先前根本没料到这一点,我有些不由自主地问道:“请问,‘fix’这个单词怎么拼写?”
听筒里一阵沉默,接着传来十分柔和的声音。“我想,”她说,“你的手指头现在大概愈合了吧?”
我不禁笑了。“果真是你啊!”我说,“你是否知道,那段时间你在我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我也问你,你是否也知道,”她说,“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自己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常常盼望你打来电话。我真有些傻气,是不是?”
一点也不傻,真的。不过,我没有这么对她说,而是告诉她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她,并且问她,等第一学期结束我到姐姐那儿时是否可以再给她打电话。
“当然可以,打电话时,找莎莉就行。”
“再见,莎莉。”问讯处居然还有名字,听起来真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要是我再遇上花狸鼠,我就告诉它们得吃些水果和坚果。”
“行啊!”她说,“我还希望有一天你能亲自到奥里诺科河去走一趟呢。好了,再见。”
刚好过了三个月,我又一次来到西雅图机场,并拨通了接线处的电话,这次电话里传出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讯处,请讲。”
“我想让莎莉接电话。”
“真对不起,莎莉五个星期前不幸去世了。过去几年里,她一直患病在身,只是时断时续地在这儿上班。”
就在我正要挂上电话时,她又说:“请稍等一下,你是不是叫维里厄德?”
“对。”
“噢,莎莉给你留了张字条。我念给你听:‘告诉他,我仍要说,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人们仍然可以在那里歌唱。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我谢过接线员后挂上了电话。是的,我的确明白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