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上了两天学,认识三个字(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被在当坊管账的外公拿着竹棍咆哮着赶出了学校。她生于1917年,死于2002年。在大半个世纪里,她经历了民族危亡、朝代更换、时局动荡、国家兴衰的历史变革。在那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中,我的母亲能随遇而安,不卑不亢做人。而且在她身上显示出了的非凡的毅力和善良的道德品质。她是个高明的舵手,才使得我的家庭像一叶小舟,飘摇在狂风巨浪之中始终不致于沉没,才使得这叶小舟没有被时代的漩涡卷入深渊。
17岁时,她庆幸要走出她葛朗台父亲的统治,带着少女的纯真梦想和憧憬嫁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在庐江城李三丰家做学徒的朝俸。
母亲过门不久,日本人进南京了,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我父亲决心投身报国,弃商从戎。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道理,她默默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满眼是泪。后来她白天在田地里死命地劳作,夜晚躺在床上,时时被恶梦惊醒,她怕父亲在战场上一去不归。
不久,来自南京的消息,父亲遇机会考上黄埔军校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期间,母亲除了承担普通男人挑禾担麦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新寡的弟媳及其全家。
后来由于时事变迁和家庭变故,我的父亲解甲归农。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全部靠借高利贷过日子。几年间共欠贷18石大米(当时借米定期为1石加1石,1斗加1斗),一直到土改时还未还清。
母亲一共生了多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第一次怀孕是在父亲离开后不久,由于过度操劳而导致流产。有一个妹妹是在58年夏天,她出生6天时父亲被捕了,连续108天没雨,母亲在月子里便和正常人一样挑水抗旱。妹妹没人照料而饿死。另一个妹妹出生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家中粒米无炊,当时连借粮要饭也不能,会被视为有意闹粮食恐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所以当她出世时,母亲便带着哭红的眼睛将她活活捂死,父亲也因没能力养活她而懊恼地要自杀,这次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我的母亲是爱我们的。时常,她把南瓜藤上不结瓜的假花摘下来,和点米面粉做成花糊,来慰劳我们,而她自己,却用田野里竹叶草的根充饥。有一次,我看到白白嫩嫩的竹叶草根,嚷着要吃,谁知道烧熟后的草根却是又苦又涩,没办法嚼碎。日子艰难地挨着,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绝境处缝生。母亲在那遍地饿孚,人人自危的困难时期,她是敢于与生死作较量、作周旋的能手。
有次大家饿了一天,刚从食堂里领回来全家五口人的口粮(仅二斤大米),大家当然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正好一个远房舅舅蹿进门来,母亲毫无顾忌地把这些米全倒进锅里,立刻香味溢满屋子,他饱餐一顿,而我们全家两天粒米未沾。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宽厚。
我家里门前有棵上了年纪的老粟树,有龙一般鳞甲的皮肤,每年都一层层地脱落和生长,粗糙、凹凸的躯干是雷鸣电闪、烈日冰霜所侵袭的印证。大跃进年代,为了炼钢铁,漫山遍野的砍伐队来了,远近的庄子上树木被砍尽杀绝,唯有这棵我家门前的老粟树幸存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曾声泪俱下地向木匠求情,放过这棵古树。当砍伐队长来的时候,木匠开始表演了,他拿着斧头故意在树上敲了几下,说:“声音咚咚响,树心烂了,里面全空,不能作料了。里面烂了,不能作燃料。”砍伐队长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类似这样救古树的事,我的母亲又何止一次两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邻居们也常颂扬我那善良的母亲,在抓壮丁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利用在外当军官的父亲身份,在我的家里窝藏着一些青壮年劳力,让他们逃过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