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公元1961年，冬天不停步地走进寒冷。教室和宿舍都跟冰窖差不多。白天上课，手指捏不紧钢笔，笔记都没法做。老师隔十几分钟，停下课让学生们集中跺跺脚，教室里便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擂鼓声。宿舍是像车马大店那样对开的两铺顺山大炕，每铺炕睡八个学生，一人不足两尺领地，常发生边界冲突。每个宿舍每天10斤炭，一铺炕5斤，炕头刚刚烧温，到第三个人铺下便是一片冰凉。每逢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我们冻得像猴子一样乱蹦乱跳，下几次决心都不敢脱衣裳钻进冰洞一般的被窝。不少学生冻坏了手脚，有个女学生手冻得像馒头，指头都屈不了，根本握不住笔。我的脚在完小时就冻得坏死了四小块肉，如今一整天麻木，在被窝里捂到后半夜，又痒又痛，难受无比。
校方决定自力更生，发动学生到煤矿拉炭。这一天，轮到我们班。男生们每两人一辆小平车，清晨就出发了。大多数人没去过煤矿，新奇而有兴致。杨涧煤矿离县城30里，太阳升起不久，我们就钻进了通往煤矿的山沟。俗话说，太阳出工冻死人。奇怪，太阳又大又红，却没有热光。北风像小刀在脸上刮。早饭已化作一身汗水。风钻进领口、袖口，如同穿了一身冰凉的湿衣服。我们便把携带的冷干粮啃进肚里。说也怪，冰凉的玉米面窝头，吃进去不一会浑身就发起热来。
山沟灰溜溜的，不宽的路面积了一厚层黑土，卡车、拖拉机驶过，滚滚黑尘把我们淹没。我们几乎跟井下工人差不多了，除了眼白与牙齿，全变成黑色了。
好不容易排队拉上了炭，我们满载而归。从煤矿返回，顺下坡路多，虽然是重车，走得还不慢。到后半晌时分，回了学校。吃了份儿饭之后，每人加餐两个玉米面窝头，算作奖励。学校的玉米面窝头不是那种铃铛式的，而是用双手拍成，立进笼里，上扁下宽，犹如斧头。我们戏称它“黄板斧”。
有的同学还没有走回宿舍，两块黄板斧已经下肚。一个姓杨的学生，瘦个子，城里人，父亲当大夫，家境算是殷实。他的食量不算大。大伙儿不知从什么话题引到黄板斧上。有的说，根本不够二两，有的说不起面的窝头，个儿就要小一些。那时候，同学聊天只有一个中心议题：吃。有时聚在一起，各自叙述曾经吃过、见过的佳肴美餐，这种活动叫做“精神会餐”。当议论到一柄黄板斧几口能吃下去的时候，另一个姓杨的同学说，他两口就能吃下去。他个头矮，敦实，家在农村，食量大。瘦个子杨打赌说，若是两口吃下一个去，他连另一个也给了他。矮个子杨略思索了一下，抓过黄板斧，一口咬下个大月牙，差不多就是一半。大伙儿在周围拍手叫好。
矮个头杨依然坐在炕沿上，两腮帮憋得像吹鼓手似的，费力地咀嚼着，嘴不时被呲开。同学们一边观赏一边呐喊助威。有人断定，瘦杨的两块黄板斧输定了。这时候，矮杨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仰面躺倒，再爬起来，像不倒翁似的。可笑的举动引得大伙儿嗷嗷叫起来。我也以为这家伙捣什么鬼，故意出洋相。可是瘦杨也许是家教懂得一星半点医道，也许是和他打赌，出了事他脱不开干系，突然惊叫停住了，慌忙四处寻找水，从杂乱的桌子上操起半杯冷水，几个人七手八脚朝矮杨口里灌进。
片刻之后，矮杨才缓过气来，眼眶里渗出泪水——不是悲痛伤心的泪水，而是疼痛挣扎的泪水。他满脸通红，是憋气的结果，也夹杂着羞愧。有的同学惊骇之余说着嘲讽的话，他的脸更红了。他要挽回面子，他要把赌继续打下去。瘦杨坚持中断这场荒唐的赌博，并表示情愿把剩下的一个半黄板斧无代价地捐赠给对方。对方更难堪。由于大伙异口同声地反对，这场赌博才终止。
这是难忘岁月的一件难忘事体，过去整整50年了。当时我们刚刚考上高中。如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有人懂得什么是饥饿吗？但愿今天的中学生们永远别忘记那段历史！但愿中华大地上永远不再出现那样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