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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父母工作的关系，外公的追悼会格外隆重，许多他生前从未见过的领导前来出席。
对于这种局面，外公本人一定非常不高兴。
外公晚年时尤喜清静，每逢家里来了什么客，他总是板着脸一个人躲在房间不出来。妈妈说这是老年人的古怪，接着她想了想又说，外公年轻时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讨人喜欢。可我却最喜欢内向的外公。
他写得遒劲书法，弹得悠扬钢琴，英语俄语都流利，跑步养生，吃斋念佛，每天清晨五点起。直到90岁，他还是全家最高雅最有才情的人。我们学校的汗衫我嫌不洋气要扔掉，他最怕浪费，当做老头衫收去穿，有时我陪他散步聊天，他瘦高清雅气质不凡，戴着高度近视镜，汗衫背面印着校名，同小区的邻居见了常常问他是不是北大的教授。
外公眯眼笑一笑，只是一介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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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生于豪门，家族与蒋氏联姻，但他又是族中异类，忤逆母亲去学医，一生除了治病救人什么也不过问。早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行医，部队被林彪的部队打败收编，他又继续在共产党军队中行医，因此当全家逃往台湾时，只有他留下了。他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人命，这既使他一生坎坷，又总使他否极泰来。
“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可是查一查档案却发现他虽是军医，却压根没加入过任何党派。他带着我妈妈，下放去偏远的农村，幸而那里质朴的乡下人也不谈政治。他一个高度近视眼，走路都要摔下田埂去，干不了什么农活。但乡亲们很快就不让他干农活了，而是把他当神一样拥戴，他们发现他真是个神医。
他嘱咐一个乡民千万别让妻子生育，那乡民不听信，说这在农村是不可能的，他妻子很快就在生第一胎时死于非命。他也会在一群挤在急诊室外哭死号丧的愚昧亲属们面前自信而淡然地丢下一句“死不了”。
下放数年。他又救了不计其数的人。妈妈回忆说，那时候家里的粮食和蔬菜长年不断，都是患者送的。待他回城时，乡亲们哭着喊着，举着各种食物把车团团围住。
他用心关爱人，善良的人就以善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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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城的外公发现自己外科主任的职位被比他医术差很多却更通权谋的人占了，他不愿屈就，但性格所致，又不懂争抢，便提早退休了。他有些为不能再行医救人而感到遗憾，好在没过几年，我妈妈就成了一名军医。
他在女儿身上又看见了自己，他见她一样治病救人，又兼任军乐队首席小提琴手，觉得她这样又爱人又爱生活，自己就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
但他明明是个凡人，还是会感到委屈。
外公晚年时去拜访曾经的同事，他们都住在老干部疗养院，回家后他就觉得有些失落。妈妈安慰他说那里哪有家人照顾得好，你有孝顺儿孙，比他们不知幸福多少倍。外公便再没提过这件事。
妈妈是最懂他的，所以做尽努力三番五次去找领导，办各种手续，为他名正言顺地争取来一本老干部离休证。他如获至宝，从此那个小本本从不离身。
在旁人看来，或许觉得可笑，任何实际好处也得不到。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生的认可，全部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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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一生没有遇到过特别好的事，如果说幸福有那么一丁点，与他付出的相比也微不足道。
在文革动荡中，外婆划清界限与他离婚，带走了小姨和舅舅，可谓妻离子散。
他节俭一辈子，连灯都舍不得开，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套小小的商品房要留给妈妈。却遭遇一房多卖，官司一审二审终审全部胜诉，却拖了十年不强制执行，房子给人霸占了十年，最后只得了原价赔偿。
他被称为神医。救过无数人的命。晚年得小病竟医来医去不能痊愈，他笑着说如果自己还能拿得起手术刀定能将自己治好。到90岁，进医院做了个极小的手术，可住院期间，医生开给他的营养剂全被护士偷换成葡萄糖，护士把营养剂偷去卖那么点钱，却使这样好的一个老人因抵抗力低弱死于院内感染。
解放以后，他身边就再没有亲人。直到1990年代，在香港工作的姨夫安排他去香港，与从台湾赶去香港的他的亲哥哥见一面。我们无法直接目睹当时的场面，用姨夫的话来说就是“两个老头子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都十分清楚，这将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仅有的一次见面。
外公从香港回来。把哥哥送他的金条全打成首饰，一人一半分给我妈妈和小姨，自己什么都不留。他后半生也一直在为子女存钱，省吃俭用到极点，除了我送他书他会高兴地收下，妈妈、小姨无论给他买什么他都会非常生气。一件棉袄穿得棉花都结块发硬像石头他还舍不得扔。弄得儿女十分为难，每每给他买什么，都说是朋友送的，衣服鞋子是“朋友送的”，饼干糕点是“朋友送的”，毛巾被子也全是“朋友送的”，不是乱花钱，如此，他才能欣然接受。
他也有小气得可爱的一面，每当家里有什么食品临近保质期期限，又吃不完，他就要整理出来包装好叮嘱我妈妈给“朋友们”送去。放在平时，正常的食品他可舍不得送给别人。
外公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拥有世上最孝顺的儿女。我妈妈是他一手带大的。他自然一直跟着我们家生活。到了八十多岁，小姨搬到我家楼上，房子更大，是跃层空中别墅，他就搬上去与小姨姨夫一起生活。无论他跟着哪个女儿，都对他百依百顺敬爱有加。外公唯一不喜欢的是舅舅，嫌他不上进没出息，又看不惯他的生活作风，平时不怎么和舅舅说话，即便如此，当他老了，病了，舅舅还是日夜不离地陪在病床边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
也许是因为感受到这样的幸福，外公虽然老是唠叨小事、抱怨小事、为小事生气。但在大的方面是心态极为平和的。
我常听外婆背后骂外公：“骗子，当初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还骗了我嫁给他”。却一次没听外公说过外婆不好。外婆后来改嫁了，而外公终生未再娶，但是也从未抱怨过对方薄情，倒是在他很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外公什么吃的喝的，他淡淡地提到外婆——
“拿一些去给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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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这样的人，别人待他好，他把感激永生铭记在心里，别人待他不好，他就把不好之处都忘掉，只记别人的好。他拥有什么，便全部付出，不求回报，而他失去的，却不太会去追究、争取。他觉得自己这么普通，默默做好眼前的普通事就好，在这些所谓的普通事情上，他又极其严苛地要求自己，极端完美主义。他很注重现时每一天的生活质量。很少回忆过去。
他过世以后，大家为了写追述他生平的讲稿，去档案所查找他的资料。那天大家回来后说不出话，最后我爸爸在房里哭了起来：“我跟他生活了二十多年，比和我自己父亲生活的时间都长，他待我如亲生儿子，可我从不知道他是陆军医院建院的元老，如果我早点知道，一定所有的待遇都要为他去争，什么都为他争到。”
然而我想，外公未必稀罕那些待遇，他过得这样平静，安宁，自得其乐，儿孙满堂，微笑中有最高幸福的要义。
他一定会眯眼微笑着说，我只是一介布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