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2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你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写得远远不如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总想着怎么克制。
12岁的孩子说看纪录片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掉下了眼泪。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当时就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削减傲慢的唯一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2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临刑前见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我事后想，这都是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为什么会这样？在日常生活里我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为什么现在我的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晚上，在工作笔记中我写道：“这种采访像在竹楂尖子上走。”
3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生活中的偶像，50多岁了，最近“竟然包养了20多岁的女孩，竟然要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我说：“你怎么知道？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你可以像作家一样去问问他，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
我理解朋友的震惊与创痛，但是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模式会让我们脱离生活。”
“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选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这是一个模式。文学却是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一个男人“为什么”要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我是他，又将如何？
我说“像作家一样去问问”时，是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伟大的小说写的不过是男女情爱。但托尔斯泰好像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己爱上一个人之后的恐惧，一条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它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儿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心理过程……不管托尔斯泰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他对他们有同等深度的理解。
我以前采访过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其实仍然是从概念出发，没有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别人的命运里，像他那样活一遭。结果是，片子做出来，没有人说不好，但自己心里清楚，就像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却“入不得”。
我曾经以为感受太主观，后来才发现，没有感受先行，才往往主观。
那么什么叫“进入”？
做《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司机问她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但了解的开端，也埋在这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你也是一个人呀”。
4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播出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的是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恶棍，不为任何改造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托尔斯泰信仰真善美么？当然。但他不会用简陋的方式掌握真理，“像披起一件皮大衣一样快”。
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他依然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称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全书只采访了受害人，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以为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显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