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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灶热灶都要烧一把

 母亲离开多年了,我时常忆起她的那句话:“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烧一把冷灶烧一把才好哩。”

  上世纪初,母亲生在锦衣玉食之家。她的祖父在清廷当大官,攒下了巨额财富。家族内人口众多,个别长辈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刻薄寡恩,在当地留下种种劣迹。早年间,多数亲友都属强者之列。少数沦为弱者的,受到轻蔑而逐渐边缘化。母亲对此极为反感,她是个厚道人,一辈子都善待世间一切,无论有钱有势的强者,还是穷愁潦倒的弱者,甚至被人遗弃的宠物。她经常告诫我们:“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强者)烧一把冷灶弱者)烧一把才好哩。”

  其实,母亲并没有多少文化,那是封建家族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她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看似平常、实则超然脱俗的处世之道。

  母亲是极有个性的人。凡是她认准了的,总会我行我素、坚持到底,谁也拦不住。这在她自己的终身大事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进入民国,她的家族风光不再,却仍勉力强撑,处处讲究面子。在儿女婚配上,顽固秉承门当户对,不肯退让一步。她的两个姐姐都按父母意愿嫁给了豪门大户,其他叔伯姊妹亦然。只有母亲反抗了,坚持选择了一个平民之子。

  当然,父亲年轻时,自有其过人之处。他读过私塾,又入画店当学徒,经过多年奋斗,成为镇上才气纵横的画家和字画装裱师,独立门户当上了老板。只是他的店很小,何况出身低微,母亲的家族对他不屑一顾。但他善良、正直、精明,在母亲心中,这比什么都重要。此后,他们相互搀扶,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之路,双双活到八十多岁,生养了5个孝顺儿女。

  新中国建立之后,母亲的多数亲戚都被划为“剥削阶级”。父亲家成分还好,大哥大姐又都参加了革命,我家因此成了政府关照的“光荣之家”。其时,“剥削阶级”成过街老鼠,人们都在划清界限。大哥大姐多次来信:断了那些旧关系吧,躲还来不及哩。

  母亲回信说:你们都要好好工作,争取立功,为妈争气。但,还是那句老话,只烧热灶不烧冷灶的那种事,妈做不来,也于心不忍。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帮助过多少落难的亲友。印象最深的,是我那走投无路的表姐,母亲留她住了很久,直到她找到去处,才依依告别。

  实际上,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母亲一直都是这样,尽力帮助落难的人。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我家乡,一个十多岁、名叫吴永生的小红军,掉队后饿倒在我家字画店门口,母亲救活了他,并留他在店里当了学徒。

  “文革”中,省地质局被造反派通缉的唐姓领导干部(也是我们同乡人的女婿),惊慌失措逃到我家,母亲急忙叫他躲进屋后的柴房,才躲过一劫。

  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曾在贵州军区我大姐家住过一阵。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位远房亲戚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便一路打听投奔母亲而来。军区大门进不去,他在翻墙时被警卫战士当作坏人抓获。大姐十多岁参军在外,从未见过此人,对其政治面貌又心存疑虑,便不大想出面。母亲发火了,逼她去保卫部门把人领出来给予接待和资助。

  自小深受母亲教诲,“十年动乱”中,我当然不会跟那些“极左派”新贵同流合污,于是被打入另册,遣往远地劳动改造。所有人都抛弃了我,只有母亲来看我。史载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有人不信,但我信。那时,我母亲就这样白了头。

  母亲离去时,天色已晚。她老人家在昏暗中跌跌绊绊,累倒在小路边。一个好心的农民扶她进屋,让她在火塘边坐到天亮。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在滴血,眼前一片汪洋。这悲惨的一页,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永远翻了过去。

  母亲活到高龄,正赶上这个国家发展最好的时期,儿女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她是在满堂儿孙的簇拥下,安然离去的。送葬的队伍很长,有的是从远处赶来的,有的我并不认识,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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