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成为最远的水
接到妈妈病重的电话时，我正在纽约和岁的儿子打电游。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她说妈妈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但她还是觉得，妈妈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
少小离家。我是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的。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这条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合适、最光明的路。现在，我成了一名牙医，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这一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
坐在归程的飞机上，荣归故里的我突然间很伤感。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华发。岁离开家，一晃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而妈妈则更加衰老。个小时的空中航行，我一刻都没有闭眼，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想念与害怕，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
突然间觉得，这些年，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之于父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毕业、工作、结婚乃至生子，他们都没能亲眼所见。一切都在电话里，以过去时的形态，向他们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说给他们听；坏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
关山重重，亲情成为最远的水。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
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去医院，彼时已是深夜。当我看到病床上苍老的妈妈时，我几度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可是，床头卡的名字，还有那张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也会老吗？在我记忆里，她好像永远言语幽默，永远喜欢漂亮的衣衫，永远愿意搂着我的肩膀与我比个儿。离去多年，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目睹何为岁月的残酷！
母亲是因脑出血入院的，她一直很害怕手术，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术。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样。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不管我怎样屏蔽，都挥之不去。
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医生表扬妈妈："她的意志力很强。"阿姨说："那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她儿子一句话。"
母亲是在术后的个小时左右醒来的。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在寻找阿姨，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阿姨说："贺贺，你出去一下，你妈妈要小便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不管我与妈妈在情感上怎样互为彼此的至亲与唯一，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是那样的明显。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喝、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更私密、更亲近的话要说。
年不在一起的生活，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我想照顾她大小便，她会说难为情；我喂她吃饭，她会觉得难以下咽；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我的姿势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的样子，我的心底升腾着一种悲凉——我和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啊。
怎么办？还有机会重新认识吗？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学做妈妈喜欢吃的饭菜。
果然，吃着我做的饭，母亲很有满足感。我还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开心，坚决要求马上套在病号服里面。她说："这样，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当病号。"我还会拿着我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让她讲那些过去的，她与我有关的事情。那些过去的留影唤醒了久违的亲情，她变得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我手上脚底的每一个疤痕如何得来，甚至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她都还记得一些。
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相对亲而无言了。
那天，我下楼买东西，快到门口时，她说："贺贺，小心车。早点儿回来。"我头也不回地说："好。"
可是，走下楼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还是那个岁的莽撞少年——走路常常忘记看车，读书时总开小差，和同学出去玩儿总是不按时回家。
事实上，在国外的年里，我不仅学会了生活上的独立，更形成了人格上的独立。可是，这些，母亲她并不知道。就像我对她的印象，也停留在岁出国之前一样。
我们想重新认识彼此，可是，我们还会有多少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