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生的希望，就是他能成为一个普通人。”我是无意间在家里一本书上看到这句话的，字迹潦草，很明显是林同的笔迹。我不知道这是性格内敛的林同什么时候写的，可是它刺痛了我，我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家里只有我和安安两个人，安安一直在旁边安静地看着我。在安安的注视下，我哭得没有一点儿顾忌。因为他根本不会在意我做什么，他不会像别的小孩儿一样看到妈妈落泪而害怕，也不会询问：“妈妈，你怎么啦？”对安安来说，我和世上任何一个人没什么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自闭症孩子。
我和林同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一年后，安安出生了。一岁了，他会爬了，会口齿不清地说几个字了；一岁半，他终于会走路了；两岁了，他仍然口齿不清。很多小孩子都是说话很晚的，我故作淡定地想。到岁了，他仍然只会说几个字，不会连成句子说话。他总是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要任何人，包括我。他说哭就哭，怎么安抚也没有用。我和林同带着他到医院诊断，诊断结果把我们都惊呆了，安安是自闭症。医生说，自闭症在全球都是难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做康复训练。在接受了现实后，我们带孩子到医院做康复训练。做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不得不辞职，一家人的生计和昂贵的康复费用都压在林同身上。
个月过去了，安安的病情没有一点儿好转。听说上海有一家康复中心很有名，我便决定去上海。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安安似乎有了一点儿变化，会说一些指定的话。当他第一次喊我“妈妈”的时候，虽然他眼里没一点儿感情，但我还是激动得失声痛哭。我开始带着安安在许多城市奔波，可他再也没什么变化。家里因为安安的治疗费用，从小康变得清贫。
安安的爷爷奶奶从一开始得知了安安的病症后就不赞成去医院，他们认为是白花钱。我不在乎，只要林同支持我就好了。可是，林同似乎也不这么想了。
安安过完岁生日后，我告诉林同，想带安安去青岛，听说那里有个医学博士很有名。林同闷闷地看着我：“我们真的没钱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卖房了。”我明白他说的是真的，却不想放弃一丝希望。于是，我对他说：“我去我父母那里借些钱来。”
林同沉默了很久，终于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一直要这样下去？其实，像安安这样的病症，大部分家庭都是在医院学会办法后在家里做康复。即使再到处找医生，如果没有奇迹，他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我看着他：“你的意思是，因为希望渺茫，我们就要放弃吗？”
林同轻声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我摇头：“我们已经有孩子了。”他试图解释：“我们有第二个孩子，也是为安安着想，我们老了以后谁管他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让无辜的孩子为了背负这样的包袱而出生？我第一次感到绝望——原来，林同和我不一样，他并不像我那样爱安安。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放弃，我坚信他会好起来。”
我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向父母借钱去青岛。我们准备从娘家启程时，林同来了，我固执地不理他。晚上，我带着安安上了前往青岛的火车，林同来送我们。火车开了，我从窗户上看到他远去的身影，心底有点儿发酸：也许，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无法接受，那些经过长期治疗最后康复的成功例子一直激励着我。
在青岛待了两个月，安安仍然没有一点儿好转，医生说：“回家后好好照顾他，在相信奇迹的同时，也要面对现实。”这句话震动了我，是我不面对现实吗？回到家里，林同不再和我提生孩子的事情，只要有时间就陪着安安。
一天，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份保险合同，林同为安安买的，是父母意外去世后保险公司给安安的补偿。这些年家里的钱都给安安做康复了，我不知道林同是怎么省下这份保费的。
其实，我最爱的是那个幻想中能健康的安安，而林同爱的是现实中的安安，而且会为他设想将来发生意外后，他的生存现实。如果安安一直不好呢？如果我和林同都老了，那他该去向何处？我一直在逃避这些问题。再生一个孩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晚上，我低声对林同说：“我们再要个孩子吧。”林同没说话，转过头去。很久，我才发现他哭了，我想安慰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林同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安安，可是，我也爱你，我不能让我们一家就这样垮了。”我忽然明白，生活是压不垮的，即使安安这辈子一直是这样，我们只要守护着他，快乐地度过这一生，仍然会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