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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爱战胜时间抵住流年

他是哲学界巨擘,为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他在白色恐怖中以一支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最终遭迫害。在他不幸人生中唯一幸运的是遇到她,那个为爱永葆热情的女子。

她像一阵风,吹醒了梦中的呢喃

1945年10月的一天,夏君璐打开位于重庆黄桷垭小镇的家门,迎接三姐归来。她的目光锁定在三姐身旁的男子身上:一身土黄色卡其布军装,笔挺的希腊鼻,深沉的眼睛,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是三姐的同学,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赶赴印度训练,日本投降后退伍,忧国之心让他无心返回校园,想尽快在舆论界谋一个职位。因当时的国民政府设在重庆,他便暂时来夏家落脚。

他不高大,也不算英俊,可夏君璐对他莫名地热切起来。白天,她不顾自己是路痴,自告奋勇带他同游黄桷垭;晚上,她向他请教铅笔画,和他一起吟诵李白的诗句。他才气过人,17岁就出版了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考入西南联大后,成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在夏君璐眼里,他温文尔雅,举手投足之间尽是风流。一周后,他搬去重庆,在独立出版社开始政论写作,只知“读书、思想、辩论”的他并不知道,这个灵秀淡雅的高中女生,已对他一见钟情。

勇气在身体里酝酿,全家准备搬到重庆城里时,夏君璐借机给他写了第一封信:“殷学士福生兄:星期六(一月十二日),决定搬进城。兄来舍下请到中一路167号。您有一个布口袋在我这里。”那时,他还叫殷福生。信末,她刻意写了邀请他的理由,颇有些此地无银。

他像兄长一样,送给她书,送给她小兔子。“自从幼小,家道中落,没有得到什么家庭的温暖”,这使他性格孤僻,生活中常常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她不管,憧憬着、盼望着,接二连三给他写信。像一阵风吹醒了梦中的呢喃,不知怎的,情感爬进各人的心里。她说“福生”不好听,他便改名“海光”。

她使他向往,使他崇敬

他们的恋情遭到家人反对。夏君璐的父亲夏声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国防部任职。尽管他赞赏殷海光年轻有才华,可他认为“海光桀骜不驯,不易相处,过于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感情走极端”,何况,他还大她9岁。为了阻止他们见面,父亲把夏君璐安排到武昌学风最好的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而随国民政府南迁,殷海光去了南京。

可距离让爱情更加热烈。她偷偷给他写信,且越来越炙热动人。她纯洁、勇敢的爱让他感动,他们通信越来越频繁。因她就读的学校对男女通信管理颇为严格,他不得不用了很多化名。“我每发信给您,像愚笨的学生交作文给先生看……但我是厚皮脸。”她是热烈而奔放的,从不期而遇的相逢到心与心的撞击,她断定要和他活出一场淋漓尽致的人生。而他的信,始终内敛而矜持,“我总是用理智之闸把感情之水关住,尤其在我觉得虽然是好可是却不应该的时候。”他一方面担忧她受到家人的责难,另一方面,“国家是这样危险,这样乱”,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也令他忧心忡忡。

因文笔犀利,他被《中央日报》聘为主笔,时代的洪流把他推上政治舞台。她不希望他“偏袒国民党”。可“说真话”又让她非常担心,切切地提醒他“不要过分,被打击的滋味不会好受”。她也关心他的身体,叮嘱他“常常日光浴,尤其清晨的最好,并且鱼肝油不要忘记吃,应该随身带着”。

爱,奔腾着涌来,如水般澄澈,如山般葱茏,如月般皎洁,逐渐化解了他内心的矛盾。乱世中,她快速成长。他赞赏地说:“在我的头脑中,您渐渐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使我向往,使我崇敬,也使我矜哀。”

1947年11月,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殷海光任教,因很受学生欢迎,他不到两个月就升为副教授。他在信中,有了无限的畅想,“我希望有个贤淑的……有一个好的小家庭,有一两个‘小土匪’,著一两本有学术价值的书,种种花,栽栽菜,做个教授以终老。”对于爱,他羞于说出口,但信中的省略号,足以令她开怀。

他想辞掉《中央日报》主笔,专心做教授,可文章屡屡轰动,几次递辞呈,均不获允。他心境不佳时,只有端详她的照片,才能感到一点喜悦和希望。

不久,徐蚌会战打响,殷海光以主笔身份亲临前线。面对“赤野千里,庐舍为墟”,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煎熬中写出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文章对国民党政权给予无情批判,令蒋介石大怒。

局势越来越乱,通信变得艰难,收不到夏君璐的信,他心中十分惦念。1948年圣诞节,夏君璐收到一张圣诞卡,正面是一对小精灵坐在松树枝上,内页用英文写着:“我爱我们两个的小世界,只有你为我,我为你……但最重要的是,亲爱的,我爱你!”读到最后一句,她热泪盈眶。回信中,她表明了决心:“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地相爱。”

她像阳光,照着他心头的冬天

《中央日报》已开始往台湾省搬迁,再写信时,他留的是台北的新地址:“如果力量办得到,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在那儿沉思、读书、写文、种园。至少还希望和您一起在海边散步,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他希望她“慢慢设法来台”,投考台湾大学。

1949年6月3日,在殷海光安排下,夏君璐抵达台湾省。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终于平安进入基隆港。

因对当局的陈腐之气愈发不满,殷海光自觉无力扭转,遂退出报界,在傅斯年邀请下,到台湾大学执教。夏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化系,她的志向是毕业后做他的妻子,过他梦想中读书、种花的生活。

殷海光终是放不下那份家国责任,在台大授课之余,他和胡适、雷震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并兼任主笔。1953年,夏君璐毕业,他们正式结婚,3年后,女儿殷文丽出生。在温州街的家,她尽情地种植、烹饪、饲养,他终于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自由中国》推出的一系列社论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随着“雷震案”爆发,编辑们被暗杀、被抓捕,殷海光也被特务日夜监视。书不能教,文章不能发表,人人谈“殷海光”色变。“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先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生活也日渐困窘。”没有收入,只得靠夏君璐给人做衣服艰难度日。

即使这样,她的爱仍然坚如磐石,在被软禁的小院,他们挖池子、造假山,栽杨柳、种睡莲。狭小的空间里,她为他开辟出无限乐土。院外,疾风骤雨;院内,恬静幸福。在梦想的大庄园,他坚持读书写作,并完成多部著作,其中《中国文化的展望》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可自由被剥夺,思想无法传承,殷海光因此长年心情郁结,不幸罹患胃癌。在学生们资助下,他做了手术,术后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于是,夏君璐在院里种了一小片麦子,每天早上给他打青汁;他瘦成皮包骨,无法走动,太阳挪到哪儿,她就把他抱到哪儿。她像阳光一样,照着他心头的冬天。

1969年9月6日,被禁锢11年之后,殷海光在夏君璐怀中含冤去世,年仅50岁。

殷海光的著作几乎全部被查禁,当局试图彻底抹去他的痕迹,夏君璐被迫带着13岁的女儿远走美国,随身带着的,是他们在战亂年代中的两百多封书信。在美国,她当佣人、做大厨,搬家十几次,那些信件,全都保存完整。

2011年,《殷海光全集》18册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编入其中。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记忆灿如花开,忆起初相遇的一刻,耄耋之年的夏君璐羞涩地说:“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的女儿殷文丽则说:“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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