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费孝通的家搬到苏州，住十全街132号，这条街上有一所很有名的振华女校。女校校长王季玉是杨纫兰的朋友，费孝通就成了振华女校少有的男生。小男孩读女校高小，成为人们的笑料，于是，费孝通的内心很敏感，也感到有点尴尬。几年后，费孝通的母亲病逝，振华女校的一位女教师到费孝通就读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来看费孝通，费孝通竞因为她来自女校，害怕被同学嘲笑，害羞地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费孝通的初恋对象是杨绛
费孝通在振华女校读书时，同班中有一位同学叫杨季康(杨绛)，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引起了费孝通的注意，当然这只是小小少年对女孩子的一种爱慕。
费孝通再次见到杨绛时，两人都考上了东吴大学。杨家有女初长成，杨绛天生丽质(尽管她否认自己是美女)，才华横溢，但她很低调。每次出现在大学校园，她总会引来诸多男生爱慕的目光。当年的小学同窗再次相逢，显然，费孝通的心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已经不是年少时对女生的爱慕那样简单了。面对大学的男生对杨绛的追求，费孝通内心非常复杂，有点嫉妒有点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杨绛的代言人，跟别人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后来，费孝通主动追求杨绛。费孝通追求杨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具备了，给外界的印象是杨绛已是费孝通的女朋友。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杨绛自己始终不承认费孝通是自己的男朋友。
1929年，东吴大学闹学潮，费孝通转到燕京大学，他也希望杨绛读燕京。杨绛本来要去燕京，后来改变主意考进清华研究院成为外语系研究生。她在清华园遇见她未来的夫婿钱钟书。这只能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了。连杨绛的家人都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初到清华园，沉静，朴素，在女生中并不显眼。但没有多长时间，大家对她刮目相看。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钱钟书是七十二煞之一，很快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钱钟书的才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两人都是无锡同乡，郎才女貌，门当户对。
杨绛在清华很快确定了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费孝通没戏了，感到很失望。他为此从燕园赶到清华园，找到杨绛，结果吵了一架。因为费孝通离开东吴大学时一直要当杨的“男友”，杨绛则只承认他是“普通朋友”。
几十年过去了，费孝通和杨绛都进入晚年，两人都没有讳言这一段青春往事，甚至钱钟书也会拿这一段往事开玩笑。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不知费孝通会不会想起清华往事和情事，心中是何滋味，作如何想。费与钱两人相处得不错。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离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没有料到他小说《围城》赵辛楣和方鸿渐这“同情”兄，在现实中也上演。钱先生对杨先生开玩笑，称自己和费孝通先生：“我们是‘同情人’。
上世纪90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家散文集，收录了钱钟书散文、杨绛散文，又要出版费孝通散文，当出版方设法将此想法告诉给费孝通，告诉费孝通散文和钱钟书散文、杨绛散文为同一书系。费孝通想起前尘旧事，一时百感交集，脱口而出一句：“历史真是妙!”短短的一句话，想来包含无限的感慨和年少的情怀。
2008年，《听杨绛谈往事》出版，杨绛开口谈及当年的同学费孝通以及追求过她的往事。这段往事对于费孝通而言，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杨绛则是，流水带走的和带不走的，都付笑谈中了。皓首苍颜追忆青春往事，年少情怀青涩，当年经历的，经过岁月的沉淀，像诗一样美好。感觉那一代学人的爱情很纯真，也很朴素。
生死绝恋王同惠
在燕京大学，费孝通也遇见了他的生死恋人——王同惠。费孝通和王同惠都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吴文藻(冰心的丈夫)先生的弟子，最初两人只是普通的相识。两人在各种聚会上，有很多机会相见。对社会学研究共同的兴趣，将两人牵在一起。费孝通说：“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死离别都没有扯断。”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考入清华读研究生。原来费孝通和王同惠同住燕园，如今一在清华园，一在燕园，在空向距离上两人远了，但在心理上的距离两人更近了。这一年的圣诞，费孝通送给王同惠圣诞礼物——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正是这样一本书，成了两人的定情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凡心”，她觉得费孝通不平常。
于是，两人从不怕争论、各不相让的同学变成了穿梭往来、互相牵挂、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恋人。每逢休闲时刻，费孝通就骑单车到未名湖畔。下雪的时候，燕园浓妆素裹，变成洁白的世界，王同惠住的女生宿舍是一座红楼，费孝通就在红楼门下等候她，一起去费孝通清华的实验室读书。冬天的时候，未名湖上结了冰，两人也会在上面溜冰，寒风吹得两人的睑蛋通红，手指是凉凉的，但两人的心是滚烫的。
秋天的时候，费孝通和王同惠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那时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在铺满了金黄色秋叶的小径上，两人手牵手，脚踩着的落叶，就这样一直走……
费孝通说，这一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两人在精神上、在学术上完全是对等的。费孝通翻译完奥格朋的《社会变迁》，王同惠就借来英文原著，边阅读边校对。王同惠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费孝通为了学习法语，就按照王同惠的译著，边抄边学。费孝通后来写文章纪念他和王同惠的爱情：“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
1935年的夏天，费孝通王同惠两人在燕园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两个人的婚礼在清华和燕京引起了较大轰动。吴文藻勉励两人：“王同惠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两人结婚后，在太湖之畔小住，为广西的田野考察做准备。
两人的幸福很短暂，这桩美满姻缘，因为两人在广西大瑶山的考察，变成了一出悲剧。1935年12月16日，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费孝通误入捕捉野兽的陷阱，一时间，木头石头落下，把费孝通压住，脚部的骨头骨折，动弹不得。王同惠在危急之中，这位娇小的女性进发出巨大的能
量，奋不顾身将石块木头逐一搬开，将费孝通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救费孝通，王同惠心急赶路，失足悬崖，24岁的王同惠永别人间。此时，王同惠已经怀孕。瑶民连续6天出动寻找王同惠，第7天，在一处山涧激流处，找到王同惠的尸体。
瑶族的村民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村民们自发地捐款，按照瑶族的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后来王同惠的遗体埋葬在梧州市的白鹤山上。
费孝通亲笔为爱妻之墓写了墓碑和碑文：妻竞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两人结婚才108天，就阴阳两隔。巨大的打击让费孝通痛不欲生，半年后，他记录下当时的绝望心情：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二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暂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眼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没了罢。
随着伤情的好转，费孝通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调查中搜集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浸透了费孝通的血泪和对王同惠的不尽思念。
费孝通在此书的后记专门写下一段话，为了亡妻王同惠，为了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学：“人孰五四，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费孝通还非常大度地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王同惠的意外死亡，成为费孝通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他研究学术的不竭动力。王同惠逝世62年后，费孝通突然在一堆书籍中发现王同惠的译著《甘肃土人的婚姻》，见证两人爱情的译著重见天日，这次偶然的发现，让费孝通一时无语，如同在梦中，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激动，哀伤，惊喜，心痛……在心中翻涌，费孝通平静下来之后，写了一万多字的序——《青春作伴好还乡》，1997年王同惠遗留下来的译著《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成为生者怀念死者最好的凭借，也是费孝通献给王同惠最好的纪念。爱情可以化为风，化为雨；恋人终究化为尘，化为土。但总有记忆可以流转，生生死死一本书，费孝通和王同惠以一本社会学著作结缘，最后，又以王同惠的社会学译著出版，完成前世未了的情缘。也许，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逝世，这一对恋人可以在天上见了。斯人已逝，但他们的传奇爱情，在人间流传。
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孟吟
1938年8,月，费孝通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学术所在，也是情感所系。只不过，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于日寇手中，战争的炮弹灼伤了中国的大地。费孝通乘坐的法国轮船在西贡靠岸时，日寇侵占了广州和汉口。此时，云南已成抗战的大后方，昆明集中了国内优秀的学者。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的业师吴文藻，执教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担任系主任。11月，费孝通受聘到云大社会学系工作，并且也获得了庚款资助。吴文藻于1940年10月离开云大到重庆工作。在此后的六年，费孝通一直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4年费孝通开始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兼任教授。
1939年初，云大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主持。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1940年初研究室搬到离昆明约20公里的呈贡魁阁。费孝通描绘道：“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
费孝通于1939年第二次结婚，1940年底，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在广西大瑶山一起做社会调查遇难的前妻，起名费宗惠，或称“小惠”。女儿出生后，魁阁的重要成员，云大、联大社会学教授陶云逵第一个上门看望孩子，他用鼻子闻，用手抚摩，像诗人一样说：“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
第二任夫人叫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对她有如下描写：
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
其实，孟吟并不是村姑，她接受过专科学校的教育，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与费孝通大哥的夫人是同班同学。孟吟侨居印尼时当过老师。1939年因参加华侨爱国运动，孟吟被荷兰殖民地政府勒令出境，到了昆明。前夫几年前去世，孟吟在印尼时就与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交往甚密，费振东介绍费孝通和孟吟相识、相恋并结婚。
费孝通与孟吟开始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沉重的生活像大山一样压在费孝通的肩头，他在《鸡足山游记》中，获得片刻的喘息，听到山巅寺庙的晨钟暮鼓，幻想着出世，遁入佛寺空门。生活在呈贡，女儿刚出生，费孝通除了在云大和联大教书，还要做饭、担水，尽父亲的职责，微薄的薪水，孩子饿得哇哇大哭，夫人孟吟累得疲惫不堪。魁阁的重要成员，云大、联大社会学教授陶云逵，因儿子夭折后也不幸病逝。费孝通内心恸哭，仰天长叹：“宁为治世犬，不为乱世人。”
尽管物资贫乏、条件简陋，云大社会学系教授许粮光回忆起在魁阁的学术研究，这样说：“妻子维拉和我在魁星阁很知足、很幸福。这里很美，魁星阁坐落在一片小松林里，经常有白鹤飞出松林。”
时光如飞鸟一样翩翩飞过，1946年，费孝通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献给妻子孟吟，“以怀念在内地七年的艰苦生活”。事实上，费孝通在艰难的岁月中，仍能做出巨大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夫人孟吟，1946年联大复员时，联大学子在费孝通先生印象记中写道：“费先生有一位贤慧的师母，对费先生异常体贴，膝下儿女成群，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满大概也给费先生一个好的工作心情。”
1949年，费孝通和清华园里大多数教授一样，留下来迎接解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费孝通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
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后，提议建立全国智力档案，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发挥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作用。1957年3月24日，他在深入调查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上，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真正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但是，在早春天气之后的狂风暴雨中，他被批判，成为千夫所指的反动“右派”——“既是参加密室策划的军师，又是到处放火的急先锋”。
费孝通一下子从民主教授、民盟领导成为“到处宣传反动言论的罪人”。更可怕的是，来自同行的干戈一击，甚至费孝通当年与王同惠的生死绝恋，也成为了批判的材料。
费孝通被打成“右派”后，心情郁闷。夫人孟吟和他一起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和费孝通风雨同行。1959年，费孝通的右派帽子摘除，几年后“文革”袭来。费孝通回忆说：“1966年9月1日，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突然被当做人民的敌人，叫牛鬼蛇神。”
“文革”中，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新账旧账一起算，连累到夫人孟吟。孟吟受株连，挨辱骂，被轰回老家，身心备受煎熬。孟吟泪别费孝通，就在她登上去苏州的火车时，造反派突然来抄家。如果那时候她还没走，天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从此，老两口天各一方，各自又经历了一番磨难。三年后孟吟才返回北京的家。
当风平浪静、阳光再度普照大地之时，费孝通曾向他的弟子谈起“文革”中的绝望，当时，他曾想到去死。可是，他又想到，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对不起他们，于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回想55载风雨春秋，载浮载沉，患难与共，费孝通感慨万千，作悼亡诗：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孟吟是江苏常熟人，她来自这方水土，复归这方水土。费孝通在女儿、侄儿的陪同下，太湖泛舟，将夫人的骨灰撒向万顷太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