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清明节，我在苏州。苏州拙政园的门口大排长龙，车上的我却没有旅游观光的心情。因为爸爸正在住院，我是赶过来陪护的。
三个月前，也是周五，爸爸被我和妈妈送到了苏州。一路上，他烦躁不已，在车里唉声叹气，抓了座椅又抓安全带，仿佛手里非要有个东西才安心。到了医院，还是熟悉的医生，还是同样的诊断：肝硬化导致的脑昏迷。但他脑昏迷的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说不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岁数以及所在的地方，并且不时地想要坐起来下床小解，实际上他根本不需要。但这还只是开始。护士特别嘱咐我们，因为肝昏迷的病人烦躁起来会想要动手，所以一旦他想要拔针，就必须把他捆起来以防不测。
果然，不出十分钟，爸爸就开始在病床上蹬腿挥手，不停喊着要上厕所。我不顾妈妈的反对喊来护士，护士给了我四根专门的捆绑带。手脚都固定在病床上之后，无意识的爸爸却更凶猛了。他不断地挣扎，连带着病床都在颤抖。我只得压住他的肩膀和手臂，好让药水能滴得顺利些，他也就清醒得快些。就这样折腾了一晚，直到第三天，爸爸才完全清醒过来。说对自己的名字和年纪以及简单的加减法之后，第一句话喊的却是妈妈的名字，问她在哪。妈妈不在病房，因为她太疲劳，我让她去旅馆休息了。把这告诉爸爸以后，他却一直看向门口，在那个瞬间，我怀疑起自己在爸爸心中的地位。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在他心中是除了酒以外最重要的第一位。
太阳还没下山，妈妈就提前来了。她说：“实在放心不下，哪能睡得着。”我告诉妈妈爸爸一醒来就找她的事，妈妈笑着说：“他现在知道只有靠我才能救他的命。”爸爸也笑了。
清醒的爸爸其实更麻烦。因为他之前住院的时候摔到了腰椎，有点骨裂，加上痛风等原因，已经与下肢瘫痪的病人无异。要解手的时候，他昏迷时还可以当瘫痪病人处理，他清醒了却不愿意，总要试图自己去厕所解决。可在女儿面前又不好意思，所以完全是靠妈妈一个人支撑着去完成。
妈妈每帮爸爸完成一趟去厕所的任务，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爸爸一步一步地挪，好不容易坐上马桶，又总是因为没法控制而弄脏身体和衣物。所以等他再回到床上，妈妈还要去收拾残局。有时候难免收拾得心情暴躁，妈妈就喊我出去散步。
夕阳下的小池塘，金鱼自由地追逐，柳条舒展摆动。大概因为是感染科，来这儿探望的人并不多。我不解地问妈妈：“你为什么纵容爸爸？把他当瘫痪病人来处理不好吗？”
“他是个人啊，也想活得有尊严。”妈妈叹气道。
“可是他把自己糟蹋成这样，有什么尊严？酒就是他的尊严，以前劝他少喝点酒就给脸色，现在怎么知道要尊严了？以前他总说喝死了拉倒，现在怎么知道要活命了？！”我爆发了。
妈妈无奈地说：“现在他都已经这样了，能怎么办呢？”
“给他用成人纸尿裤或者一次性床垫啊，他昏迷的时候不都是这么解决的？”
妈妈不同意：“他不肯的，用了不舒服。他在医院也受罪啊。”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年怎么过？”我说。以前爸爸没有发病的时候，逢年过节总是与他的酒鬼朋友喝得不省人事然后呕吐。我和妈妈只得无奈地一起打扫地板上散发着恶臭的呕吐物。这样的家庭让我想远远地逃离，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去了外地打工。爸爸生病后不再喝酒，却和医院结缘了。从本地医院转到苏州，日子一天天过去，爸爸从原来看起来还算正常的样子到只能拄拐杖，到坐轮椅，到频频陷入昏迷，这一步步走过来，年年难过。
“那我们就在苏州过吧。如果你爸第三次干细胞移植效果好，我们就能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