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本不是北京，连县城都不如，在北京站至郑州站的绿皮车上，一想起被丢在身后的儿子——人又瘦又小，第一次离开老家，住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张美兰忍不住流了一路的泪，她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哭出声来。
2001年，熊华锋18岁，第一次从河南驻马店去北京求学，不过，他没有考上北京的任何一所大学，只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该待在郑州，北京才是他的“舞台”。到北京去，总会有办法学习的！撕掉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刹那，母亲张美兰的心也被撕得粉碎。
去北京
2001年9月开学前一个月，熊华锋还在河南老家驻马店汝南县三桥乡赖夹道村为前路犯愁。高考成绩出来了，他没考上目标中的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只被第二志愿郑州一所二本学院录取了。
母亲张美兰开始也对录取结果不满意，毕竟儿子从小就是村里学习最好的，全家人对他报的希望很大。但二本也是大学，张美兰想想，先上几年再说。
熊华锋的父亲一直在内蒙打工，哥哥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在家，母亲一直当家作主。之前她给儿子“许了电影”，还是高高兴兴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还愿”，全村人都知道她家里那个会念书的孩子要去郑州上大学了。
但熊华锋却突然提出，他还是想上北京去学习。
“啥？没考上还去北京干啥？”
“郑州那个大学不是我的理想，北京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知道熊华锋的牛脾气，张美兰做好了跟他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咱先去郑州念，然后再考研究生？”
“四年又三年，花那么多时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就再复读一年？”
“复读浪费时间，再读一年还不知道结果怎样。”
眼看拗不过他，张美兰气得慌。
大学开学的日子到了，新被褥、学费也准备好了。夜里，吃过晚饭，母子三人在平房过道里乘凉。熊华锋说：“妈，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您就依我吧。”两人大吵起来，熊华锋撕碎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张美兰扇了他两巴掌，还来不及后悔，儿子就“嗖”地起身，撒腿往家门外跑。
张美兰和村里人找了半宿，根本不见人影。秋天的玉米地又密又黑，熊华锋也害怕，他穿进去后又跑到旁边一条沟里趴着。过了很久，他听到母亲在附近哭着大喊“你要去北京就去北京吧，都依你还不行吗？”才流着眼泪爬了出来。
张美兰没有上过学，但一生好强，勤奋劳作，还努力识了些字，两个儿子读书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大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小儿子熊华锋也很叛逆，但幸亏头脑聪明，也一直很好学。
儿子撕碎录取通知书以后，她的心也碎了。但她还是送他到了北京，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
听说北京的大学集中在海淀区，熊华锋先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间隔间住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像收破烂的大杂院，哪里像是在北京啊。”回老家的路上，张美兰哭了一路。
熊华锋虽然忐忑，但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他还有些兴奋。学习，从哪里开始呢？
高考填报志愿时熊华锋报的是计算机系。在老家的网吧里，他第一次看人家用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怎么一下子就从那移到这了？喏，对方只把鼠标轻轻一碰，光标就动了。
大杂院隔壁住的年轻人于志胜，大家叫他阿胜，阿胜告诉他，可以自考。阿胜比熊华锋大两岁，黑龙江人，比他来得早些。两人后来一起合租、搬家，做“室友”两年多。但自考要学很多“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熊华锋揣着父母的辛苦钱，只想缩短学习时间，尽快学些“真本领”。
熊华锋还听人说，北京的很多大学里可以旁听，海淀大学城有不少这样的“旁听族”。
第一次跟别人去北大旁听了一次，熊华锋心砰砰直跳，自己竟然真的来到了北京，亲耳听着曾经心中神一样的北大的老师讲课，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没有想象中的重重障碍。
北京来对了！熊华锋很振奋。
一起旁听的人后来再没有出现过，但是熊华锋坚持了下来，他决定系统旁听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和信息管理系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
每天一早，熊华锋从菜场一块钱买回5个馒头，然后到理科教室抄墙上贴出的课表，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自此，他也成了一名北大的“学生”。
“没有抱怨的权利”
2002年第一次回家过年之后，熊华锋突然觉得压力巨大。亲戚朋友们听说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无不打听他的情况。
从小就很要强的熊华锋不等别人来问，就先自己拍胸脯：“北京好得很！我在那边学得很好！”
“保证”之后，自己的头顶却乌云密布。学了半年以后，熊华锋发现自己根本学不通，刚来时那种新鲜感和兴奋感被迷茫和焦虑淹没了。
2002年，熊华锋和阿胜一起搬到北大博雅塔背后的大杂院，两人合租一间15平米的单间，两张床、两张桌子，随处可见的书堆，门口则乱放着电炉子和炊具，摆着几瓶小罐头瓶装的自制腌蒜苔。在这里，熊华锋度过了最艰辛甚至煎熬的一年半，不是因为物质艰苦，而是因为彷徨茫然。
租住的院子是北京老式四合院改建的大杂院，房东老太住着大屋，院内其他三面搭建了五六间小屋，住着考研、自考的学生、在中关村工作的上班族，还有一家打印店。人人都沉默而忙碌。熊华锋只能逼着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穿过门口那条狭长黢黑的小巷子，到教室去，到图书馆去，听课、看书，听不懂也要听，看不懂也要看。
合租的阿胜已经放弃了刚来北京时想要学点什么的想法，开始尝试找工作，做各种兼职，甚至想过开一家院子里那样的打印店。阿胜也曾经成绩优秀，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因为所学专业非自己所爱，又沉迷于网络游戏，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年轻气盛的他索性来了北京，想学计算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的。”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最迷茫的时候，熊华锋也开始跟着阿胜干，万一学不下去了，只好找找别的出路。学习之余，熊华锋跟阿胜一起上街发传单，到街头推销小收音机，到房产公司做业务员。发传单，反而亏了押金；推销小收音机，走向陌生人简直是煎熬。一对母女看他可怜，专门停下来听他讲，他反而紧张得说不下去。最后两人竟亏了600块钱。这些尝试让熊华锋更加挫败，也让他去除了杂念，破釜沉舟，华山一条路，必须继续学下去。“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巨大的焦灼和压力之中，苦于没有人指引，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勤奋。”
压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急躁。熊华锋作为“旁听生”，学得稀里糊涂，不好意思去向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请教，只好自己到书本里去“抠”。
他常带一个小板凳，到北大图书馆，到海淀图书城，找个角落，抱十几本书堆在面前，“但实际上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就是心急。”
那时海淀图书城被计算机方面的书占领，中关村高速崛起，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机遇，想要一展宏图。而熊华锋仍在彷徨中坚持。
每天夜里回到出租屋里，熊华锋继续在自己买来的二手电脑上学习开发工具，按照书上的示例，一步一步尝试做一些播放器、象棋之类的小软件，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来北京一年多，熊华锋只吃馒头，偶尔吃西红柿刀削面算作改善生活。身边的同龄人吃麦当劳、去KTV、看电影，这些都与他是两个世界。
“我没有学分和学历，没有享受或抱怨的权利，只有明确的目标：学会开发软件，能找到一份工作。”
云开雾散
2003年上半年，经过近两年的煎熬和坚持，熊华锋突然发现自己“通了”，看不懂的程序能看懂了，想要实现的工具也能尝试着实现。自己在北大教室里听的理论、书堆里泡出来的知识开始累积、融会，最终立了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学东西可能必须经过那个积累的过程。”
在北大教室的角落里，熊华锋是那个从来不会被点到名的人。但“旁听”了几年之后也渐渐有了熟人，坐在一起的学生有时候还会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自己可以解答，很是高兴。他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创业后，会有正牌北大毕业的学生来公司应聘。
豁然开朗之后，熊华锋进步飞速，头顶的乌云一散而去，久违的自信也回来了。
闲暇时间，他也和阿胜及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北京101中学打篮球、翻墙逛了十几次圆明园和颐和园。他们都是来北京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盘踞在大学周围的“边缘人”。
2003年下半年一天，一堆人在一起吃饭，阿胜一个朋友告诉熊华锋，自己准备去面试一家计算机企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当时，熊华锋还没想过找工作的事，毕竟自己才“大三”，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同他一起去了。
第一轮面试20个人，展示和介绍自己的程序作品。熊华锋展示的是自己开发的“监控器”，一个可以监控到聊天记录的系统。最终，他和另外一人一起进入第二轮面试，阿胜的朋友没有进去。
这家公司是一家台湾企业的北京分公司，面试官是老板本人，一个30岁的台湾男人。面试时间是上午10点，熊华锋8点就到了，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坐在附近的一个公司程序员甚至还向他讨教了一个问题。九点半时，老板手头忙完了，看了看时间，说，小伙子，要不先过来聊一聊吧。
在自我介绍时，熊华锋老实“交代”自己并没有学历和文凭，见对方竟然并不介意，有了信心的他又讲述了自己来北京求学、旁听的经历和自己对技术的追求和热情，并表示对薪资待遇没有任何要求。“当时我想，只要能给我一份工作，认可我，让我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自食其力，就算给200块我也愿意。”
没过多久，熊华锋拿到了Offer。接到通知电话的瞬间，熊华锋简直不敢相信，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那么开心，“就是觉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北京给他的印象是冷酷，特别是秋冬，但此时此刻的一切，他蜗居的小屋，吃过的蒜苔罐头，成堆的书山都变得可爱起来。
那时阿胜已经到望京找了份工作，两人约在一起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喝多了先是会说个不停，然后倒头就睡。”如今在河北燕郊做快递生意的阿胜回忆起往昔，有些黯然，“那时候不管多辛苦，熊华锋都坚持去听课，他一直在学习，而我放弃了，这之后我们的差距越拉越大。”
接到电话的张美兰也不敢相信儿子能找到工作，自己当保姆时一个月最多才400块钱，他能挣2000块钱？要知道，母亲曾经伤透了心，对孩子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更纯粹的“知识改变命运”
2004年，张美兰又一次来到北京，看了看儿子工作的情况，熊华锋的台湾老板还专门到他的出租屋去拜访，送了他第一瓶威士忌。张美兰知道自己不是做梦，儿子真找到工作了，而且一个月真有2000块钱工资。
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熊华锋就注意到，曾经问过自己问题的那个程序员已经不在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这一行，没有过硬的技术，迟早都会被淘汰。
母亲张美兰也很高兴，但她心里老觉得不踏实，一来是觉得儿子到底没个文凭，二来觉得挣再多钱也是给人家打工，不如当老师、进国企、当公务员那样，拿国家给发的工资来得安心。
熊华锋从来没想过这些，从他在老家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就断了这条路。
2005年，已经小有成绩的熊华锋做出了另一个让母亲张美兰“气得半死”的决定，他决定辞去上海高薪的工作，重返北京，创办自己的公司，希望从自身经历出发，开发出一套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和帮助学生自学的教育平台。
创业却颇为不易，“当时我们想把所有北京中学里的课程录下来让学生免费看，但后来发现进入北京的学校很难，当时的家长也把计算机等同于网络游戏，对网络印象很差。”项目中止，熊华锋只好又去做其他事情。
2012年，已经创业三次的熊华峰再次拾起了最初的梦想：对原有的教育信息化平台进行创新。在北京，他一直没有买房，这一次，他把自己赚来的几百万投入到创业中去。
现在，他在望京租了一套别墅运转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职员还有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看到最好的老师讲课。老师公开自己的上课内容，谁教得好教得不好不再只以考试结果论英雄。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喜欢的老师，组合自己的课程。这将是很大的变革。”
对熊华峰而言，技术进步会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变得更加纯粹，他想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学习的人们，就像帮助曾经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