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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饭管理学

从环保的角度看,倒掉一碗饭比扔掉一堆塑料制品的罪恶感要小一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剩饭不出3天会腐烂降解。但是,长期关注香港的食物浪费、垃圾处理的独立记者陈晓蕾说:“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了7块。你死后,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填埋区域10年都不化。”

香港的3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有1/3是厨余——剩饭剩菜、瓜皮果壳、超市处理的过期食品。但是,单纯从道义上谴责浪费,作用有限。陈晓蕾在内地看到餐桌上居然有鲍鱼剩下——餐桌浪费背后有面子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影响。比如,鲍鱼或许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剩饭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解决。《剩食》一书的作者陈晓蕾告诉我们,在香港,剩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长期不懈的努力。

“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需要用生活的方法来处理,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厨余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处理。”陈晓蕾说。所以,每次被问及一个城市该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厨余时,她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在香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NGO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通行的、统一的办法,也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行为。事实上,在“剩饭”问题上,政府还得向经验更为丰富的NGO请教,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深入社区解决问题。

曾经在日本研究过有效微生物的刘家强成立了“微生物技术小组”,培育出香港本土的Bokashi(日语“发酵”一词的音译),用于分解厨余。本土Bokashi的价格相对低廉,厨余发酵后可以作肥料,而且使用本土Bokashi,发酵过程中不会有异味,特别适合屋顶种菜的家庭。

乐饷社主要接受食物生产业界捐赠的食物,再转送给十几个慈善团。香港的很多食品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会将卖得不好的食品整批丢掉。比如,面太脆,影响了口感,就会被丢掉。乐饷社与很多商会都建立了联系,通过商会找到进口商,将这些面要过来,由慈善团体送到弱势人群手中。

捐助者由于担心捐出食品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一般都会找律师写一份合约,承诺捐出的食物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可以诉诸法律。这是遵循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该法原意是为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对弱势人群施以帮助。

无论身处哪种社会环境,个体都可以选择不浪费或者少浪费的方式生活。在《剩食》这本书中,陈晓蕾用一碗鱼骨熬制的鱼汤讲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蒸鱼不放酱油,吃的时候蘸酱油便可。吃剩下的骨头、鱼碎加一碗水,放料酒,大火煮15分钟,就是一碗鱼骨浓汤。浓汤去掉鱼骨放入冰箱冷冻,用来焯菜、煮面、当上汤。还有一个绝妙做法:鱼汤加豆腐一起煮,再撒上一把冰冻小虾。好生活与月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

爱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体现,当代年轻人主要还是受到环保教育和绿色革命的影响。陈晓蕾说,在英国,年轻人吃素、使用公平贸易产品的比例比他们的父辈高;台湾有很多返回乡下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继续被纳入消费社会的体系,不想过一种被商品塑造的生活,为了买更多的东西努力赚钱,让自己每天压力都很大,实际的生活质量很差。

还有很多处理厨余的案例,比如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这些“慢生活”方式与追求高效的现代生活相悖。如果自己没空去做,可以去买这样的产品。生活方式一时难以改变,至少可以慢慢改变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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