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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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