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学,老师居然一改指定班干部的规定,宣布这一次可以由同学们自荐。我思考着自己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以及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官?想得十分周密和具体。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学习一般,而且很调皮,老师一贯不喜欢我,如果去觊觎太高的位置不现实;其次我在班上没什么背景,人缘也不算好,争夺热门职位也会引发众怒。而劳动委员是中队长级别的官员,不低;但是在整个中级级别中,劳动委员是个苦活累活,成绩好的优等生不屑这样的差事。老师虽然说了,同学们可以大胆并且踊跃地自我推荐,但是这话能真信么?类似于班长、学习委员、组织委员这样的重任,她心里恐怕早就有了人选。
在正式“自我推荐”这堂课上,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溜班干部的官职,每一个都闪闪发亮,官职下面有个空着的括弧,等着填上新名字。赤裸裸的权力诱惑啊。果然,几个从没有当过官的同学沉不住气,争先恐后地自我推荐了班长、副班长、文娱委员,老师都微笑着摇摇头,说:“某某,你坐下吧,你看看你平时的表现,以后再说。”我看着坐下的满脸通红的家伙心中暗暗嘲笑,真是太简单、太幼稚了!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啊。老师拒绝他们的同时,温柔但坚定地指定了上学期就当官的几个同学,只不过,上学期的学习委员这次当了组织委员,上学期的班长换成了副班长……
然后,在推举劳动委员的时候,半天都没有人举手。老师正为难,我举了。老师望着我:“桑格格,你确定你想当劳动委员?”我点点头:“嗯。”老师又说:“这是个苦差事呦!”我说:“我不怕。”
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难以超越的荣耀时刻。我觉得自己伟大、坚韧、崇高。就这样,经过精密考量,我成了劳动委员。
戴上“两道杠”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晚上在被窝里把这个臂章亲了又亲。而且我又耍了个心眼,我跟我妈说的可不是劳动委员,而是文娱委员。我妈高兴坏了,她认为她一直没有得到发挥的艺术细胞果然成功遗传给了我。
我没有一天不戴着这个臂章去上课的。它的白底那么白,像是白雪;它的红杠那么红,是红旗的一角。以前我上课就像是个多动症,这摸摸那搞搞,前面聊两句后面扯两下,到处扰民。现在不了,从头到尾我都坐得笔直!一张小脸像是向日葵似地注视着老师,她走哪我转哪,还带着一半光荣一半谄媚的微笑。以前玩得好的几个同学都不理我了,说我是个叛徒。他们笑话我是“弼马温”,暗示我的官职内涵有问题。我很生气,但是不和他们一般计较。毕竟我戴着“两道杠”而他们没有,这是铁的事实,我是官,他们是小老百姓。群众有点意见是正常的。
我去学校门口买大头菜赊账,都按时归还了。因为那买大头菜的老太太笑眯眯地对我说:“没事,我相信你,你是个中队长!”我还红着脸解释:“不是啦,班长才是中队长,我、我只是中队委……”
这是积极的一面,还有一面可就不这么好玩了。以前的劳动委员都是每天放学前在黑板角落上写上该那个小组打扫,放学和大家一起走,第二天早上来检查,把结果报告给老师就可以。我呢,以身作则。写上打扫小组之后,我不走,每天和这几个人一起打扫,谁都不许偷懒,检查完每一个细节才能走。我知道那些想偷懒的有多么恨我,但是我不在乎!这是我的职责。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的。但是有一次,几个捣蛋的人商量好全跑了,只剩我一个人。那天,我一个人扫了整个教室。其实光扫还不算累,累在拖桌子和椅子。为了扫得彻底,我是先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拖到教室后面,扫一截往前拖一截,最后再统一调整一次。终于扫好摆好之后,我咬牙坐在教室门口,看着蒙蒙黑的天,内心百感交集。我妈在家着急等我吃饭,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在外面当官当得多累。
整个学期,老师并没有对我的工作作出表扬。我有点灰心,但也在坚持。我觉得再怎么样,为官一任就要尽力做好,不管人家怎么说。
暑假之后,新的学期来临,又一次“自我推荐当班干部”的活动要拉开帷幕了。居然还有几个同学也要自荐当劳动委员!真是不在其位不知其苦哇!他们把手举得老高,没想到老师居然说:“好了,同学们,这一学期我们不自我推荐了。经过一学期的考察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这一学期还是由老师来指定吧。”
我哼哼冷笑了两声,默默地把臂章取了下来。虽然我早就给自己做了“没啥了不起”的心理辅导,当把臂章交给老师的时候,突然眼泪就流下来了。老师看见我哭了,温柔地说:“不用了,有新的,这个你留着做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