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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相待

平等相待

偏狭、误解、怀疑往往导致冲突,每当从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新闻时,我都感觉导常困惑,为什么人们不能相互信任?尤其是种族间,人们总是相互猜疑。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撇开种族群落、宗教信仰,而互相包容、坦诚相待、相互关心帮助吗?

我生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种族、宗教和习俗似乎并无分隔,相反,社会的多元化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和谐地工作、玩耍、学习。

我时常想起儿时的朋友,他叫伊兹梅尔我们两家住在吉隆坡郊区,相隔不远,十几米的距离,周围是大片的橡胶树和油棕榈,伊兹梅尔的父亲在种植园开货车,伊兹梅尔是他们家五个孩子中最长的一位。

没人在意伊兹梅尔是马来西亚穆斯林教徒而我们是印度教徒我们坦然接受了之间的差别,那时大人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小脑袋瓜里灌输“有必要”的建议以及用心良苦的“好意”,要不然,谁知道会怎样?

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大概九岁吧,伊兹梅尔的父亲,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手很灵巧,伊兹梅尔、我大哥乔兹和我三人经常兴致勃勃地观看他的父亲在“小作坊”里忙活。有一次,伊兹梅尔的父亲把一只装药的大玻璃瓶改做成养鱼缸,首先他把空瓶子埋在地里,三分之一露在外面,然后把烧红的木炭围在瓶子的周围,接着慢慢地向瓶中注入冷水,当水位上升至木炭的高度时,只听到一声破裂声,瓶子的上端就这样被完美地“切割”掉了。

我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用旧木板和废铁皮做了个小屋,就在这个小屋里,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下午,而我的七岁的妹妹普瑞玛,一直好奇她的神秘兮兮的兄长们在里面干什么。

伊兹梅尔从家里的菜园里采来甘蔗和番石榴,我们从家里偷偷摸摸地拿来树薯、锅、食用油、盐、菜刀和切菜板,从旁边小沟里取来水,把树薯洗净,切成半圆型薯片,撒上盐,支起锅,生起火,将薯片放在油里炸,我后来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薯片过。

学校放假期间,我们骑着单车到乡村探险,希望能有一些奇遇,我们在两边都是峭壁的峡谷间穿行,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们观看翠鸟惊飞,在天空中划出道道彩虹,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冒险和敬畏的美好感觉。

也许是伊兹梅尔最年长的缘故,他很负责任,从不感情用事,随时准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我们在小河中游泳,我的脚上扎进了一根刺,是他熟练地帮我将刺拔了出来。

有时在周末,我们会到他家去,他的妹妹们照看着婴儿乌汀,而他的母亲,一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围着围裙,面带笑容,在小小的厨房里忙个不停。我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炖了一锅牛排,孩子们围着锅子,一个劲地说“真香”,跟我们家里一样,那时我们很少能吃到肉。

有时伊兹梅尔也会到我们家来,那一定是我们家难得从镇上购物回来,能与伊兹梅尔在我们家呆在一起,我们特别高兴,他脸上略显羞涩的微笑胜过千言万语。

我大概十二、三岁那年,父亲到柔佛工作,伊兹梅尔全家后来也搬回到雪兰莪州的村庄,我们失去了联系。

时间飞逝,童年的记忆逐渐模糊,那块种植园被开发成房地产和轻工业区,我高中毕业后做了好几份工作,先是当实验室助理,后来又做商场收银员,还做过保险销售。

1983年六七月份的一个沉闷的下午,在吉隆坡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出租车,说了目的地,开始在心里说,千万不要面试迟到,那段时间经济萧条,工作非常难找。

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瘦小衣着整洁的人,听了我说的目的地后,并没有立即起动,而是通过后视镜仔细看着我,“芮达?”他说,芮达是我小时候伙伴喊我的绰号,我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惊得目瞪口呆。

司机转过身,我看清了他的脸,就是那张略带羞涩的微笑的脸,是伊兹梅尔,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一下子就把对方认出来了。

我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一种难以言状的真实情感涌上心头,伊兹梅尔拍着我的手说:“老朋友,好长时间不见了。”

一路上,我们聊着。伊兹梅尔的父母亲身体都还好,他的父亲已经退休,守着个菜园子,偶尔摆弄摆弄摩托车,他的妹妹们都结婚了,他也结婚了,现在开出租车是临时的,他即将到彭亨上班。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伊兹梅尔,但是,很遗憾,在他搬到彭亨后,我们又失去了联系。

曾有人说过:“友谊——纯洁无私的友谊,相伴终身的友谊——能滋润、加强、拓宽、延长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偏见,那么他们会建立他们的友谊,没有种族部落、没有宗教信仰之分,无论贫穷、无论富裕,他们都能相伴,有建立在这种友谊之上的社会,我们一定能达到莎士比亚曾写过的境界“我们虽较少快乐,但是我们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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