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算认识一些文艺青年的，但是他大概是其中最彻底的一个。
那部长片至今还没有剪出来，这次见面他倒是剪了头发，主动汇报说出门前还洗了脸，我问他有没有特意洗澡，他很老实地说：还不至于。
十几年前他在北大读经济学，和我老公在北大外一人租了间平房，两个人很慎重地反复讨论过一个严肃的命题：有一天我们都出名了应该怎么办？他读研究生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编剧，2000年又跟着读博士的老婆去了美国。老婆是他的大学同学，翻译过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某一版，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华尔街，是德勤的会计师，总而言之，是一直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大好青年，而他，是一直没上道的所谓导演。他对自己的老婆赞誉有加，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认为，能看上他，说明老婆的眼光实在很好。
李安曾说，被老婆养了6年，一分钱没有赚到，“我若是有日本丈夫的气节的话，早该切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当年担忧的出名问题看起来暂时还不那么迫切，也没有需要切腹的沉痛感，他快乐地吃着北京的老冰棍，说他们夫妻已经决定从纽约回北京，以便进行他的下一部长片。
朋友们有时会为这个快40岁的男人忧心，但是谁都没法不被他那瘟疫般的乐观感染。他看过我写的小说，热烈地表扬了我的文字，然后打漫长的电话指导我怎样改成剧本。按照他的说法，电影圈里到处都是钱，少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真正有资格去捡钱的人。我一边听电话一边中蛊一样在网上下单买了本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作为教科书，但是至今没有打开过。
李安说有一年他在纽约街头遇到一个纽约大学的师弟，当年拍的学生片红极一时，但是至今没有真正拍片的机会。而我们的这个朋友，虽然总是被大家用李安的人生与之相比，但谁都知道李安太少，人生中却充满了李安的师弟。做这种丧心病狂的梦是一种能力，实现它则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一种都没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