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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摄影师

照片上除了一个闪着橘黄色暗光的“6”字,别无他物,旁人不明就里,但当事人孙志远却想了很多,“这算我的生活,我抓住了它。”他戴着眼镜,不留意很难发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

  

  外面世界的大门轰然关上,只留下一条细缝的微光,这是孙志远对世界的感知。

  那一年,孙志远刚12岁。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作为“盲人”的自己,还能“重新看这个世界”。

  孙志远一直是北京“1+1声音工作室”的成员,这是一家以视障人为主体的公益机构,平时主要通过广播,与健全人之间搭建沟通桥梁。2009年,工作室与英国的一家公益机构PhotoVioce开展了盲人摄影培训。

  盲人摄影是一个合作完成的工作。志愿者和盲人,两人一组,共同确定拍摄主题,寻找表现方法。盲人很多时候想拍摄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私人化的认知感受,是一种抽象的想象,比如孙志远的那个“6”字,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楼层。那天拍摄时,孙志远拿着相机,摸索着进了电梯,摸到6,按下,然后等了几秒,电梯叮咚一声响,他迅速双手举起相机,紧贴在脑门上——这是盲人控制相机简易可靠的方式之一,可以保证相机更稳、位置更正,在志愿者的提示下,调整自己与“6”之间的距离和高度,然后按下快门。

  而先天失明者他们对空间、颜色、角度都很难理解,他们拿起相机显得慌乱和局促,只能通过触摸了解闪光灯、自动档和镜头,依靠声音判断开机、关机和聚焦。不过,拍照时他们有时还会忘记相机的状态,就只能关机再开机。

  拍照前,培训师往往先让他们听两分钟音乐,然后,每人用相机去表现与听音乐时相似的情绪和画面。孙志远听的是一段拉美曲风的歌,由缓慢渐而欢快,他说,起起伏伏的音乐让他满脑子想的是一个画面:“傍晚,暮色昏黄,罩着一棵大树,树下坐着他和几位朋友,大家在闲聊,有一人开始讲他去拉美冒险的故事。”每个人想到的画面都不一样,听先天失明者的描述,仿佛看一张印象派绘画。

  拍照时,一旁的志愿者会不断用语言告诉盲人四周的景观如何,一起去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漂亮”、“鲜艳”、“广阔”等词不能用,先天失明者无法理解它们,志愿者通常需要拉着盲人的手,一边讲述,一边去触摸,这是他们熟悉的方式。

  除了志愿者的语言引导,盲人摄影时,很多会依靠自己的鼻子和耳朵。李彦双就一直对水很好奇。当水龙头打开时,哗哗流淌的水流带着下坠的力量,冲击在手掌上,但抓不住留不下。她在志愿者的协助下,拍了半个小时,只为抓住水滴离开水杯的那一瞬间。这张照片上,右上角是半只水杯,一滴水挂在杯底,行将下落,往下便是一只大手,那是志愿者的手。

  摄影的过程暴露出了盲人生活常识的欠缺,比如有人想拍“烫”,因为他每天摸着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天桥栏杆,印象深刻;有人则想拍飞鸟,因为经常能听到鸟叫,但他们并不知道鸟有多高,不知道飞行时有什么阻挡物;还有人想看到给树木浇水后,树木是什么样子,会和人吃饱饭一样兴奋吗?

  还是有些新东西被创造。比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音乐教师金威,他的视力只有0.08。“如果我想拍摄日出,我就用心体会太阳在我身上的热量;如果我想拍摄石头,我就用心触摸它,在拍摄以前感受它的角度。”金威说,“面对常人所忽视的生活细节我会落泪。能够看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奢侈。”

  摄影这件事,让孙志远建立了信心,盲人摄影如此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现在也能“拿下”,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去尝试呢?

  其实在国外,盲人摄影早已发展很久,并出现了Eckert这样的知名盲人摄影师,也出现了很多教盲人影像的专业培训机构。但在中国,盲人摄影还是个新鲜事物。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低视力者是盲人的3倍。中国约每分钟就会出现1个盲人和3个低视力患者。到2020年,我国视力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

  海伦·凯勒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无论孙志远还是金威,他们都对这句话感触良多,“身为盲人,要给自己自由,不能自我禁锢。尽管失去视力,但我们没有失去自我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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