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爹才两岁，刚会走路，还没断奶。保长就带着‘黑狗子’来抓你爷爷去当壮丁。‘黑狗子’，就是汪精卫的伪军；‘当壮丁’就是去当伪军。他们是半夜里来的，你爷爷听到咚咚的敲门声，就知是伪军来抓壮丁，忙开后门向后山森林里跑，没跑多远就被他们撵上抓住了。”奶奶鼓动着瘪瘪的小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对放学回家的我唠叨着，讲她不知讲过多少遍的故事……
在奶奶的唠叨声中，我离家上了高中。那年，当得知奶奶病危时，我忙往家赶。
我赶到家时奶奶已经去世了。爹和妈却噙着泪水在争吵。一问方知奶奶在临终前嘱咐爹，让爹把她生前亲手给爷爷做的几十双敞口布鞋和爷爷被抓壮丁后遗留在家中的几件布衣衫放到她的棺椁中合葬，并要爹刻墓碑时一定要刻上爷爷的名字。可爹说大爷爷曾告诉他，我爷爷在当兵时负过三次伤，在治疗和养伤期间与新四军后方医院一位护士产生了感情，在解放前就结合了。解放后，我爷爷多次到公社里来过，对大爷爷说对不起我奶奶，让我大爷爷多照应我奶奶和我爹，说每回大爷爷给我家中的钱都是我爷爷委托大爷爷转交的。因此，大爷爷和爹就一直未将我爷爷另取家室的事告诉我奶奶，甚至欺骗我奶奶说爷爷是在大西南一处秘密军事基地工作，不能与家人联系。可妈妈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必须按奶奶的遗嘱去做，我们又何必在她临终后还来把它黄泉路上的梦境戳破呢？
听罢爹妈的解释，作为奶奶疼爱的孙子，我所做的当然是劝说爹妈满足奶奶临终的遗愿了。可是，面对爷爷、奶奶合在一起的墓碑，我的心里却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