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的重庆，战火笼罩下的歌乐山，仍然夜雨巴山，春意盎然。一天傍晚，王右家打扮一新，准备外出与罗隆基会合。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正要出门时，她的好友杨云慧泪流满面地找上门，来讨要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惊愕之余，王右家还是淡定的，一如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知道丈夫的情书就放在书房书橱第二个柜子里。只是她和他曾有约定，婚后要给彼此空间，对女人们写给丈夫的情书，她并不在意，从不翻看。
她流着泪一封封读下去，那感觉不啻死囚默读自己的判决书。那些情意绵绵的字句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把她的心切成碎片，痛得她几乎窒息。她曾经为他众叛亲离，为他辗转南北，饱受世人讥讽，她以为他们会相爱相惜，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12年前，20岁的王右家貌美如花、时尚知性，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成归国，在一个时尚沙龙上，王右家遇到了风流倜傥的罗隆基，一见面，两人就一见倾心。罗隆基火热的政治热情、出色的口才、渊博的学识，俘获了王右家的芳心，她不在乎他尚未与妻子离婚，更不顾家人强烈反对，也不理朋友当面讥讽，与罗隆基同居了，并跟着罗隆基远上天津，辗转北平。在当时，女子与人未婚同居，是惊世的，与有家室的男人同居更是骇俗的。王右家的父亲因她任性而疯狂的举动，一气之下跑到关外，至死都不原谅她。
民国时期，罗隆基是多方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他也在各方间游刃有余。抱得美人归后，罗隆基志得意满，他同时担任两家报纸的主编、社长，住两所房子，开两部汽车，领两份薪水。蒋介石邀他上峨眉山，周恩来请他一起吃饭，王右家始终不离左右。婚后，王右家和罗隆基的生活是甜蜜而美好的，人前人后，他都亲切地称她“骡子”。罗隆基在南开大学授课时，还带着王右家去听课。凭着“闻弦歌而知雅意”的聪明才智，王右家很快成了“沙龙女主人”，还得了“通天教主”的诨号。一次在重庆，王右家跟罗隆基一起出席公务活动，有记者有意刁难她：“王小姐，你的信仰是什么？”王右家大声地说：“是爱，爱情是我一生的信仰。”
而今，誓言犹在耳，爱却已如此不堪。她留下了三封重要的信，其余悉数物归原主。没有哭闹，没有责问，她悄悄离开了。在她的心里，爱情是神圣的，不能背叛，不能亵渎。她曾笑称自己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这一回，她竟然要做爱情的“叛徒”。
她走后，罗隆基到处追寻。她跑到成都，他追到成都；她逃到昆明，他追到昆明。她却始终不见他，甚至因为他在转机的机场等着，她都不肯下飞机。他写信百般哀求，请人从中说和，也没有留住她离去的脚步。他饱蘸深情和忏悔写就的《无家可归》，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却仍然没能打动她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她干脆不声不响地先去印度，后赴英国，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里，直至最后协议离婚。
与罗隆基“一生相爱，别无所求”的梦破碎了，但是，王右家仍相信爱，相信爱情依然美丽纯粹，依然会有永远，美丽永远是女人最受用的名片。离婚后，虽然王右家已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追求她的人很多。这回，她嫁给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前夫唐季珊，成了他的第五任太太，有人嘲笑她“老大嫁作商人妇”，更有刻薄的媒体笑称她为“王又嫁”，她淡然一笑说，爱情并不是文人们的专利，商人也可有爱情，我相信季珊历尽沧桑，更懂得爱情婚姻。婚后，两人迁居台湾，在台北郊区山顶上买了一座别墅，琴瑟和谐，生活富足自在。但不久，唐季珊与一位酒吧女郎打得火热。
王右家又一次踏上离家出逃的路。亲友苦口婆心劝她，年已老色已衰，怎可如此任性，男人逢场作戏总是难免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就过去了吗？何况，如果不甘心，他做初一你也做十五哇，爱需要包容的。
爱需要包容？也包容背叛吗？她冷笑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亵渎的爱情，于她，是白袍上的黑污，是肉中的尖刺，是破碎一地的玻璃心，难再续。最终，她还是逃了，一个人流落异乡，晚境苍凉，潦倒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