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 呜—-”，几声气笛长鸣，火车进站了。
在旁蜗居的老爸迅速拖上一趔一趔的跛腿，象只负伤的老猴佝偻着背艰难地爬上石砌的护坡，与其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伙计们一道象绿头苍蝇一般射向车厢外侧，急切而又充满希望地盯上一格一格的窗口，来兜售他们的食品。
爸爸今年七十五了，背弓是文化大革命时被当作当权派打断脊椎所留下的后遗症。他做了三十一年村支书退下后却没工资，种田又亏本，几年前就搬进了城。租不起房住，就学人家在火车站旁搭起个棚子。为谋生计，去年冬天给人下煤时从大卡车上摔下，将左腿摔蹶。伤稍好一点，就跟邻居学起到火车边卖东西。
爸爸的左手托着妈妈用得脱了边的筛子，装着十几条筷把长的从湖里捡来的鲢鱼，经黑面粉裹上，用制革厂剔下的劣质混合油炸成香喷喷的金黄色。他右手攀向高高的窗口，沙哑着嗓子大声喊：“一块钱一条嘞，好香好脆的鱼哟。”里头探出一个个硕大的脑袋，伸出一只只肥厚的大手，一望瘦骨嶙峋胡子拉茬的糟老头，便把手转向后来的俏姑娘的篮里。
“又香又脆，吃了起口味的鱼哟。”老爸一路寻呼着，眼见别人的篮子快卖空了，而自己的一条都未卖出去。爸爸的眼睛急红了，变起小跑来,一双乞求的眼睛急刷刷的瞅向车窗。别人超过去了，爸爸急匆匆的追着，一格又一格车窗，一节又一节车厢。爸爸枯瘦的身材不甘地起伏着，喊着一声声“喂，黄黄的又香又脆的好鱼呀”，惹得人家总是瞟一眼抛下一句：“恶心。”
好快，小站小停的四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火车在启动，“呜—呜—” 地向前扯动，叫卖的伙计们象千里送情哥一样恋恋不舍的追着。老爸这次一张钞票也没换上，这是他第四天打空手了。见车又要离去，爸爸更紧张了，他就拼命地追着。忽然，叫卖的帮儿呼啦啦象触了电一样齐扎扎的蜂涌而退，只有佝偻着背的老爸还在一个劲的吊在一个窗口上，在一个劲的叫卖着“黄橙橙的好鱼呀”。突然一声厉喊：“找死的糟老头。”老爸才有触觉的前后观望，见伙计们都在潮退，才仿佛感觉到了什么，这才跟避瘟一样躲去。
然而，迟了，爸爸的腿蹶了，跑在最后头。一个高大的身躯追上了他，一个反勾裆，老爸向前飞扑得老远。粗壮的肥脚在猛踢，老爸蜷缩在枕木上,筛子又被踢飞了，鱼儿都升向天空。前面，叫卖的伙计们象一群野鸭在扑着翅膀落荒而逃，高大的身躯与好几个帽檐儿扣在后脑勺的灰制服咆哮而去，他们沿途还捡了不少崭新的毛巾与火腿肠，圆鼓鼓的屁股上摇晃着亮锃锃的手铐，胳肢上悬着的电棒在悠闲的荡漾着。
老爸痛苦地蜷缩在枕木上，揪着枯瘦的胸口，瞅着四散成碴了的鱼儿，眼欲滴血。
下午，爸爸又照样伙同叫卖的伙计们一道伴着“呜呜” 鸣叫的火车的到来而到来。这一次，爸爸跑得最快，蹶了的双腿一跑一踮，整个人儿一起一伏，象只飞奔的兔子在迅速的扑向火车。还未等火车停稳，他就急于钻下，好象要从外侧穿到内侧的站台上去，那儿位置高些，卖的东西好出手些。
“又香又脆的好鱼咧”，每等运客火车进站，老爸总会沙哑着憔悴的嗓子伴随着他那憔悴的心一起颤抖。而这次，他一声还未来得及叫喊，没有停稳的火车就从爸爸的身上辗压过去。
等伙计们将老爸拉出，他已经死了，紧握在手中的筛子里根本就没有一条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