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老家的房子就要拆了。小镇，冬的寒冷冻结了空气，却依旧凝不住那弥漫在冷风中的丝丝凛香。
我从老妇人手中接过那块洒满了黄糖的糍粑，亮晶的黄糖粉末留在老妇人干燥开裂的大手上。她包着一方暗色头巾，额头上有深深的沟壑。一笑，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在一起。
我一口咬下细腻糯软的糍粑，绵长清淡的触感与丝甜在舌尖漾开，久违了的味道。就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她是那么像我过世的祖母，即便我早已记不清她的样子。
我好像有很多故乡，又好像没有故乡。我太早离开武汉，每年回去，都似乎是一个游客的身份，与它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武汉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武昌通了沙湖大桥，我们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小姨开车的时候，这样感慨。
是啊，老家的房子就要拆掉了！
南方以北，北方以南的武汉，农村都有打糍粑的习俗。一个比脸盆大的石盆，几根底部粗重的木棍，将蒸的熟热的糯米团捶打得松软而有弹性。大伯二伯的排屋连在一起，他们两家做糍粑的时候，全村都来帮忙。事实上，这就是每年一度的盛事：打糍粑，酿米酒。如同一根纽带，把整个村子的人连在一起，彼此和睦，令人羡慕。
每次打糍粑的时候，大伯总会笑着吆喝，让我也去帮忙。我看看那比我还高的木棍，笑着跑开了，也用汉腔回道：“反正我又没力气，还不如给你们倒米酒去。”
一个上午，经蒸、打、煎几道工序，洒上黄糖粉，便可入口。那种清甜细腻的味道深深地刻在了味蕾上，使我至今痴狂成迷，难以淡忘。其实，就像鲁迅的罗汉豆一样，并不见得好吃，但人们心有执念的，总是童年时吃过的东西。
村里人很勤劳。春节串门，我曾在一个温暖的午后，于院子一隅，看见一位纳鞋的年轻姑娘。针线来来回回，她的神情亦是安详的，仿佛是个虔诚的教徒，做着至高无上的工作。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是他们做人的信条。有一回，父亲送一位老伯开车到城里去，老伯连连道谢，还在第二天就送来一篮鸡蛋作为答谢，令人有些不好意思。
而如今，大伯的孩子，我的哥哥姐姐，有的出去念大学，有的出去打工。人一少，糍粑就做得少了。米酒，也只是那么小小的几坛。
失落的感觉。
东边的老房子还是得拆掉。
我又何处寻回那清甜的味道？
中国的乡村，在城市铁蹄的践踏下，又该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