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一国的戏剧在跨越语言、国别、文化、媒介等界线后，如何进入异域文化语境或数字空间，获得他者文化的理解和新的跨文化阐释，从而产生有别于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意义、影响和传播。
1935年，梅兰芳访苏成功演出后，与苏联各界专家进行座谈，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人无不赞赏京剧艺术的典范性，但中国戏曲程式性、虚拟性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当时苏联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于是京剧被解释为一种象征的现实主义戏剧。这件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充分说明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同解读与双向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类戏剧的线下演出大受影响，这反过来促生了线上展播和“线上戏剧”等传播和观演形式：2020年国家大剧院院藏剧目云展播，上海京昆沪越淮评弹六大院团在抖音、西瓜视频、B站等五大平台同时开启“云传播”模式；王翀导演的《等待戈多》(2.0版)以线上首演的三无方式(无剧场、无对手演员、无观众)打破了传统的戏剧观演关系；2020年柏林戏剧节成立57年来第一次举办线上艺术节，大部分剧目在线上直播，每部作品保留24小时，艺术家与观众在“云端”进行传统的演后谈环节，交流想法和创意……这些被疫情所催生的数字人文现象，既传达出振奋人心的“演出仍在继续”的信息，又演变为中外戏剧从物理空间跨入虚拟空间所引发的跨媒介、跨文化交流的全球现象。
这些现象亟待我们用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视角进行阐释和理解。近年来，对中外戏剧的跨文化研究，戏剧界和文学界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跨文化的双向思维和戏剧的系统研究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双向思维：中外戏剧经典的影响与接受
每一部经典剧作的跨文化传播和阐释，都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化现象，但并非所有的跨文化戏剧都值得关注和研究。研究哪些现象和事件，要视特定的研究指向性而定：其一，指向那些有跨文化交集、与异国文化发生了“事实联系”的戏剧，比如在新疆出土、反映梵剧东渐的多语戏剧文学《弥勒会见记剧本》。其二，指向戏剧经典，中外戏剧经典本身携带着本土戏剧传统的丰富蕴藏和文化符码，当它们与异国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时，这些蕴藏的理念、美学和价值在另一个符号系统和表演体系被激发、被折射，产生另一种魅力和特殊的传播效应。其三，指向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阐释和传播”事件，即那些得到更丰富立体的跨文化阐释、更体现跨文化传播规律的戏剧现象。比如，民族戏剧经典在进入世界戏剧体系时，其中的民族特点如何在他者文化中赢得共鸣，产生新的阐释空间，从而将民族戏剧传播到外国受众耳中眼中心中，仍然亟待跨文化研究者揭示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和国际传播效果。
双向思维是指将研究按由外向中、由中向外两个互为补充、交叉互渗的路向展开，把中外戏剧及其文化既视为一个整体，又区分为两个进路。由外向中反映的是域外戏剧(尤其是西方)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剧坛的影响，以及中国从模仿学习到创造现代化戏剧/话剧的过程，由中向外指的是中国戏剧/戏曲进入世界、影响世界的历史和细节。这两个路向看起来相反，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个路向共同驱动，才能形成完整视域下的中外比较戏剧的历史认知。
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接受研究，也是双向思维的关键一环。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效果较多取决于接受者，接受者不会被动接受，他们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跨文化戏剧的受众，既有研究者、编导演员等专业人群，也有普通观众。跨文化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是指他们对异域戏剧的接受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与戏剧传统的交叉、碰撞和交融。中外受众的接受重点和趋向都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欧美观众惊讶于梅兰芳访美访苏带来精湛的东方艺术，戏曲的“假定性”舞台原则启发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西方戏剧。与此同时，中国的接受者正致力于引入易卜生等西方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启蒙民众。双向性研究需要深入阐释中外受众的差异性需求和结果。
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还需要按照戏剧从案头到剧场的延展规律，遵循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建构“翻译改编—阐释研究—舞台演出—传播效果”的全方位全过程系统研究。一方面重视戏剧性，打破从案头研究到剧场研究的学术壁垒，有机结合从剧本到舞台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重视跨文化过程中的译、编、演、传等重要环节，深究其中发生的转变，以文明互鉴的智慧和眼光洞悉中外戏剧经典在各个环节创造的新价值、新意义。
变异和通律：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