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许子东近日出版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小说史，不过是有些另类的小说史。原因在于全书是以文本细读而非理论架构的方式，将《官场现形记》《阿Q正传》《活着》《白鹿原》《黄金时代》等约百部（篇）小说一部一部读下来，在对故事的了解中比较出异同，梳理出脉络，不同时期之间的传承与断裂也由此自然地浮现出来，形成“史”的线索。尽管这些小说的文体、风格、故事、情调大不相同，却都被许子东归入“中国故事”这个大框架里，仿佛多条细流本来是各自流淌，最终又顺其自然地汇成一条大河。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系硕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1993年起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曾任中文系主任（2008—2014）。近年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学会副会长。
站在今天重读20世纪小说自然是一种回看。回头看看总是有益的，就像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说的，“重新发现我们所有的过去，是一件有双重意义的事。一方面，它向我们解释了我们曾经是什么。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解释了我们想成为什么，可以或者应该成为什么。”
许子东在重读中也发现了一些未被重视过的、有意义的问题，比如读现代小说，究竟是从鲁迅开始还是从梁启超开始？两种起点的阅读结果并不一样。他同时还给出了一些判断，比如《狂人日记》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芙蓉镇》是一个关于灾难的美好故事，《活着》之所以如此畅销是因为“很苦很善良”。在我们的专访中许子东谈了得出这些判断的理由，以及沈从文与现代性、萧红的“不像”小说、王小波的以肉写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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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的是‘故事里的中国’”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9月。
新京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这个书名里有几个关键词，“重读”、“20世纪”、“小说”。“重读”这些作品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选定整个“20世纪”且集中在小说而没有涉及诗歌等体裁？
许子东：集中在“小说”是因为我不太懂诗歌，也不敢评戏剧。我比较有把握的文体还是小说。选择“20世纪”是因为我一直在做现当代文学，为了这本书，我再看近代文学，得出一个结论：读现代小说，从鲁迅开始和从梁启超开始结果很不一样。“重读”也是实事求是，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读过，这一次读当然有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这个词其实很重要，不能回避。因为读了这么多作品以后，（发现作品的）核心还是“中国故事”。“故事”有两个意义，一是现在文学研究里的相对弱项，就是文本阅读。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很高深的理论，但作品没好好读。所以在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领域，我想强调文本细读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几十上百部（篇）的小说回头看，“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还会走向怎样的明天？”用《老残游记》里的一句话说是：“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概括这么多的小说合起来的“中国故事”。所以简单说，我讨论的是“故事里的中国”，不是“宏大叙事”，侧重的是“日常生活”。
新京报：这本书算是你个人的一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吗？
许子东：不敢这么说。文学史或者小说史其实有两种，王瑶就给他的学生概括过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就像资料档案库，有什么不知道的就到里面去查；另一种就像个留声机，它转着转着就有一个旋律，会反复地出现。以这个来分类，我（的书）大概属于后一种。不敢用“小说史”或“文学史”这个概念，现在已有两百多种现代文学史，七八十种当代文学史。
但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教科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设立这个学科，就是要编教科书，因此比较侧重于资料、侧重于“全”。我这本书里提到七十来个作家，文学史一般要讲两三百个作家；作家一个人写了十篇二十篇作品，你不能只讲一部。好在现在“文学史”这个概念也在不断被挑战、突破，我也受到启发。之前我看了王德威一本很厚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策略完全不同，从明代开始，很多现象和文学好像不相干，大文化史，写得很厚。这是世界上一系列新文学史的写法。我还是直接读主流作家的代表作，每一部作品都细读。每篇之间的文本关系连起来也会有一个“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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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