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教授曾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出版专著四十余部、译著六部。图为叶舒宪主编的部分神话学研究类专著及丛书。
提起神话，人们眼前或者会浮现《西游记》中孙悟空保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影像，或者联想到讲述“女娲补天”、“西王母居玉山”、“嫦娥奔月”等故事的《山海经》和《淮南子》。许多人认为，神话属于民间文学，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只是远古时代人类开始思考与探索自然并结合自己的想象所产生的。
对此，在神话学研究领域提出“N级编码程序理论”等新观点的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叶舒宪明确表示，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着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研究神话，是重新进入中国传统本源的有效门径。
外来语“神话”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神话学
中华文明属于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然而，在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却没有“神话”这样的概念，在古汉语中，连“神话”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
西学东渐背景下，日本学界用汉字“神话”两字翻译了英语“myth”。1902年，一批留日学生将神话这个词引进汉语，从而开启了本土学人的中国神话学研究之门。
此后的百年间，神话学研究在中国历经多次格局转变。奠基时期，在文学方面，周作人、茅盾、谢六逸等侧重于古籍中神话故事的梳理与重构，试图为西化范式的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寻找和西方文学史相应的神话阶段的发端模式；在史学方面，则先有顾颉刚、杨宽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后有徐旭生、丁山为代表的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古史考证，侧重于将中华古史中的尧舜禹圣王体系还原为神话传统，将虚构的神话与真实的历史相对立。
由于“文学的”神话观几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提到神话就如说到虚构和幻想，结果导致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神话定位的褊狭化和虚幻化。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除个别有文学兴趣者，国内学者很少关注神话。只有在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才有略显系统些的神话学知识传授；惟有在以虚构和想象为特色的作家、艺术家那里，神话才大受欢迎。
叶舒宪介绍，在国外，杜梅齐尔研究的印欧神话属于历史研究，而非文学作品研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则被视为哲学研究的开宗立派式创新，也不属于文学研究。这类独创性的神话研究实践超出学科本位的示范意义，却未得到国内神话学界的充分注意和自觉。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神话研究者队伍基本上以中文系出身的专业人士为主，学科本位主义成为阻碍神话研究创新的主要知识屏障。那些把神话当作虚构作品的研究风气依然占据着学术出版物的主流地位，这势必造成学科的自我封闭和中国神话学术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个现实中的典型事例，中国大部分省区保存着女娲庙，但光顾的研究者寥寥。神话学家大多热衷于少数文献资料（如《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女娲形象和女娲故事。“神话背后的信仰背景基本被忽略掉了。信仰中的真实，乃是神话研究能够发挥实证性作用的重要着眼点。”
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N级编码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神话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观点、理论与研究方法。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的“改写”与N级编码论的提出，就是其中的新理论或新研究范式。
按以往观点，秉承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术语用法，对大、小传统的划分应该依据其对中国历史、实际生活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儒学可以看作大传统，民间文学则是小传统。但叶舒宪提出，就汉字书写的三千多年历史来看，其应该是小传统；而原来被看成小传统的口传文化至少有十万年的历史，那才是真正的大传统。
以推崇音乐和诗歌的孔子为例，他实际上是维护大传统的，“述而不作”就是他在口述与写作之间的明确抉择。儒家、道家都源于大传统，这就是国学背后的那个深厚根脉。
什么是中国的大、小传统？叶舒宪进一步明确道，将汉字编码的书写文化传统，即将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这一套文字叙事，称为小传统；而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即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和与书写传统并行的口传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比如崇拜玉、巨石、金属（青铜、黄金等）的文化等。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传统对于小传统而言，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大传统铸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和模式，成为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必然形成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反过来，小传统之于大传统，除了有继承和拓展的关系，同时也兼有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