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我去大学报到。从村子到省城需3天，其间要步行，坐火车，乘汽车，还有公交车。父亲十分小心，几乎每隔10分钟就会查看一下缝在裤脚里的钱是否还在，也不和陌生人说话。尽管如此，钱还是在最后一段行程上丢了。
回忆起来应该是在公交车上，因为只有半小时就到学校了。父亲很兴奋，就放松了警惕。紧挨父亲坐的是个和我一般大的小伙子，和父亲聊得很投机。下车时他帮我们搬了行李才离开。事后想想，他是在那时候趁乱下的手。因为，父亲总频频地看裤脚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负责收费的学校工作人员看看排着老长的队伍，不耐烦地催促，父亲快哭出来了，他说：“同志，怎么办，5000块啊，我们借了一个月才凑到的！”我拉着父亲的胳膊：“我们顺原路回去找找。”
找了一下午，没有奇迹出现。晚上，父亲居然奢侈地买了瓶5块钱的二锅头，一饮就是半瓶！我夺下酒瓶说他：“你这是干吗，不要命了！”他一头趴在桌上哭了。
翌日一早我就出去了，中午回来发现父亲不在。正疑惑着他会去什么地方，两个旅客的谈话飘进耳朵：“那老头真傻，人家好不容易得手了，怎么可能把钱还给他呢！”“就是，小偷要有良心怎么会做小偷，他这是白等了。”
我忙出门找，在昨天下公交车的地方围了很大一圈人。拨开人群，父亲竟然在里面。他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喋喋诉苦。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脚前是一张白纸，上面有他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孩子，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可这钱对我太重要了，请你把钱还给我，叔可以换种方式帮你。我觉得难堪至极，抢上去收了他的纸，数落着：“小偷要是会把偷来的东西还回去，他靠什么过活！”父亲却说：“哪有人生下来就是坏的，人家一定是遇到困难了。就像我，现在我还想去偷去抢呢。”
父亲又去车站了，和头天一样，他不说话，纸上换了内容：我老家在四川农村，很穷。为了送娃上大学，我跑了东家跑西家，才凑足了5000块。
简直不可理喻！这样和小偷拉家常就能感动他吗，或许他在这里得了手，早将钱财挥霍一空又换了地方；而父亲，在9月的艳阳下，还那么执著地相信着“性本善”。
第三天，学校了解了我的情况，同意缓交学费。我把消息告诉父亲，并劝他回去，因为再在这里耗下去，连回家的车费都不够了。可父亲的犟脾气上来，怎么也不肯，他照例像棵树一样站在烈日下，纸上又有了新内容：学校同意了我们缓交学费，我和儿子就有时间去挣钱了。所以我也不是急需这笔钱，但还是希望你把钱还给我，因为毕竟这不是你的劳动所得啊。
这样的语言无疑会激怒小偷——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想的。那时已经开学，我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干涉父亲。我想，他自己会死心的。
果然，一周毫无消息。父亲身上只剩下30块钱了，他不得不回家。最后一次蹲在那里，不抱任何希望的他在纸上写了很多：孩子，这一周我花光了所有的钱，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了。我之所以在这里等这么久，是因为那天在车上我和你交谈过，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娃，做这种事肯定是有难处的。
由于路费不够，除了火车，父亲得步行一长段路，待回到家，已是4天后了。母亲迎出来，手里扬着一张5000块钱的汇款单。
几天后父亲收到一封简短的信：叔，对不起，拿了你的钱，良心很不安。从学校问到地址，早早地退还给你了。很羡慕你儿子考上那么好的一所大学。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没人管我，就学坏了，我会改的，谢谢你。
父亲把钱和信都寄给我。看了信，我的眼眶湿了，为父亲对人的信任，为小偷的迷途知返——我感到了一股来自心底的感动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