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的中国式“集体主义”，自从在世纪末之前，逐渐分解以及还原为对个人和个体的尊重，初步建立起个人的权益保障系统之后，“我们”——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已被更为普遍的“我”所替代。
我喜欢说“我”，也因此欣赏其他的那些“我”。如果没有“我”的确立，没有无数“我”的合作，“我们”必定是空洞、脆弱、空心化以至于不堪一击的。
然而，在“我”和“我们”之间，是以“他人”作为连接点的。
“我”因“他人”而成为“我”；“我们”因“他人”而成为“我们”。当“我们”过度地强化、放大“我”，而舍弃“他人”的时候，“我”便处于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之中。
在我们的传统习性中，“他人”这一概念，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被供奉的虚设牌位。我们的成语中曾有“以邻为壑”一词，可以佐证。有“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谚语，可以证言。即便在集体主义理想教育最为鼎盛之时，“他人”不仅未能成为国人的自觉意识，“他人”反而意味着告密、背叛、异己、危险、离间等等。这种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文化，终于导致了“他人即地狱”的严酷后果。闻“他人”而心颤，近“他人”而丧胆。也许正是由于对“他人”的恐惧，文革之后，“我们”迅速土崩瓦解，“我”自仰天长啸——而“他人”却不得不退出公众的视线，淡化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词，成为公民道德的模糊地带。
五十年代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造成生存空间的高密度化；人口压力长期形成经济发展与卫生保健的沉重负担；部分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计划生育仍然阻力重重。“我”生我的娃，关你什么事？在人口问题上，可有“他人”的意识么？
餐馆大肆收购、杀戮、烹煮野生动物为牟取暴利；食客面不改色食用野生动物以饱“口福”或炫耀财富；官吏不惜以野生珍稀动物作为最高规格的宴席，“贿赂”上级领导为自己铺设升官晋级的阶梯——在这个破坏自然生态的“人链”中，可有“他人”的位置么？
长期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重视：办公室的脏乱差、公共场所的日常消毒防护、公共厕所的洗手设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等等。但公共卫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心态，却有着惊人的共识：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在这些被忽略的公共卫生死角中，可有“他人”的概念？
日积月累的民众生活卫生习惯中，沉淀下多少宁死不改的恶习陋性——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随地抛弃果皮塑料袋、就餐分餐制、自助餐始终难以推行、酒后驾车、公共场所吸烟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患寡，患不均”——在这利益与灾祸均享均沾、“同甘共苦”的行为惯性中，可有愿为“他人”避免灾祸而自控自律的一分责任感？
我们似乎一直在无意中铺设着迎接它到来的无障碍通道。
然而，在公共领域里，“零距离”是有害的。距离便是“他人”，而“他人”即社会公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之外，地球上更多存在的是陌生的“他”——他人！还有“它”——与人类共存的动物朋友们。
正是为了“我”的安全与自由，请不要再“唯我独尊”，而多些对“他人”的关爱吧。
“我”的自由是他人自由的终结。而他人的自由，最终才能成全“我”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