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治所能达到的境界是“不忍欺”。《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治理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严密的法律和监督机制使人不能作恶，达到了为政“不能欺”的境界；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使人不敢作恶，达到了为政“不敢欺”的境界；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使人不忍心违法乱纪，达到了为政“不忍欺”的境界。
《淮南子》中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通过捕鱼者的行为，可以看出，子贱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与西门豹的“不敢欺”、子产的“不能欺”相比，子贱的“不忍欺”显然更胜一筹，是更高层次的治理境界。《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讲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在《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而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
关于如何实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群书治要·傅子》中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换言之，实现善治，既需要完善的治理体制，也需要具备治理能力的管理人才。如果缺乏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就只能达到“不能欺”和“不敢欺”，而无法达到“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
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治理者必须承担三种角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治理者既要承担率领、引导、管理的职能，还要关爱属下，甚至要像父母关爱儿女那样关爱属下，正如《六韜》中所讲，善于治国者，对待人民如同父母关爱子女，兄长慈爱兄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治理者的道德引导和礼仪教化作用，因为这可以培养、引发民众的羞耻心，使百姓心悦诚服归附。不仅如此，能够起到君、亲、师作用的治理者还可以“绝恶于未萌”“防患于未然”，将问题与矛盾杜绝和处理在萌芽阶段，并领导民众在进德修业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这些都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要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就必须秉持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提倡治理者先受教育。因此《大学》中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盐铁论》中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可以说，正是通过治理者为政以德的修身和率先垂范的教化，才能令百姓信服，达到“不忍欺”的治理效果。
总之，重视发挥管理者为政以德的教化功能，强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才能以此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