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傍晚，小区微信群里炸开了锅，说是小区里有位业主在得知武汉封城消息后，连夜从黄冈自驾回杭，大约会在凌晨回到小区。业主们在微信群里激烈争论，一方观点认为应该“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黄冈，也会做出连夜返回更安全地方的决定；一方观点则认为，在公共危急事件中，个人的合理诉求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身份首先是社会人，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不能将数千小区业主置于健康风险之中，拒绝他们进入小区。最后业委会介入调停，对这位返回杭州的业主进行居家医学观察，第二天傍晚对这位业主又调整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小区微信群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類似事件会被人冠之以“人人自危”或是“污名化鄂籍人员”的标签。但这段时间以来，各地采取的严厉防控措施，如果剔除严峻的疫情形势这个大背景，放在显微镜中来观察，确有“不合情”之处，我也为来自武汉或湖北的同胞感到心痛。但在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合成谬误”，它最早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他认为：“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就导致合成推理的谬误。”换言之，就个体而言是对的东西，在整体上并不总是对的。这个观点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对于小区业主来说，拒绝来自湖北的业主进入小区，从维护个体安全来说是正确的，但“合成”为拒绝这位业主进入小区的决定却是谬误的；对于这位业主来说，连夜“逃离”湖北进入更安全的杭州，从个体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合成”为这样的“逃离”是个人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却是极其谬误的。从某省公布的首例新型肺炎病人的公开报道来看，病患来自武汉，在明知自己发热的情况下拒绝留在武汉，执意飞回家乡与父母团聚。所幸的是，这位患者被及时发现并收治。
每个人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它需要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衡，它们永远应该关在一个叫“公民意识”的笼子里。
这些天，一篇英国伊姆村的故事在网上流传。350多年前，英国发生可怕的黑死病疫情，1665年11月，英格兰中部的伊姆村发生第一例黑死病，随后不断有人感染死去。在关键时刻，驻村教区牧师威廉站了出来，他呼吁所有村民留下，理由是任何离开这里的人都会成为死亡使者，将这种骇人的疾病传往大陆干净的北部。这些村民都毅然地选择了留下。14个月后，伊姆村只有90人幸存，其余的260人全部发病身亡，死亡率远超其他发病地区的数倍。而伊姆村附近没有人染上这个病。伊姆村的义举有效阻止了疾病传播。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几百年前伊姆村采取的封村举动，本质上就是传染病通行的隔离政策，这位伟大的牧师所倡导的就是公民意识。
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在这场波及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虽然我仍然耿耿于怀那场小区微信群里的激烈讨论，但让我看到，那么多业主对来自湖北业主的指责的同时，既暴露了业主尊重他人权利的公民意识的欠缺，又让人欣喜地看到公民意识的某种觉醒。
疫情终将过去，这毫无疑问。但疫情过后，我更希望能迎来社会治理的进步。因为疫情让所有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所有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许多时候，你就是社会，你就是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