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新作，畅销十年的《激荡三十年》续篇，至此完成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史完整记录。作为时代记录者，吴晓波有意识地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录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我们影响至深的人物与事件，串成一部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激荡史。而最近这十年，无疑更壮观，也更扑朔迷离。在这十年当中，世界500强的名单中，中国公司的数量从35家增加到了115家，有四家进入到前十大的行列中。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机领域，有四家中国公司进入前六强，而在传统的冰箱、空调和电视机市场上，中国公司的产能均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在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信息获取、社交、购物、日常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在线阅读地址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读书笔记 第(1)篇
读完了《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转回来看《激荡十年》，总体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商业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且变化的速度在可见的未来还会一直快下去，甚至越来越快。作为个人，了解当下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虽然不太可能让你成为商人巨贾，但是起码能够帮你看清未来方向，不至于丢了饭碗都不知道。读书过程中有一些摘抄如下。
《激荡十年》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史上，我们发现，所有的重大变革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这两种因素中，前者是可逆的，后者则绝不可逆。在某些领域，它们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既发生了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和大数据革命对传统银行及证券产业的颠覆，同时，政府也打开了民资进入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批民营银行。速度可以掩盖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冲决过去，可是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尤其是制度建构层面的，却始终无法绕将过去，你不得不勇敢直面。
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博弈：中央集权制的治理模式是最富中国特色的制度架构，几乎所有关于市场化的争论均与此有关。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曾经一言以蔽之曰，四十年中国改革无非两个主题：开放与放开。在201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其进程及成效却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决策者再次表达了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制造能力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制造产业长期依赖于成本优势，并形成了“价廉物美”的固有模式。近十年间，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井喷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景象，它对供给侧造成了巨大的错配性压迫，转型升级的效率和代价决定了中国产业变革的未来。
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调适：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变了坚持三十年的“韬光养晦”战略，表现出参与国际事务的极大热情。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经济能力输出上的雄心。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反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列国对中国资本的羡慕与恐惧。
然而，就在这一时刻，中央政府的印钞机开始启动了。仅仅半年前还无人问津的房子，突然在一夜之间被疯抢。正在生成的货币泡沫造成了民众巨大的贬值心理压力，房子再次成为唯一的抵抗性商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那么，与信心相比，恐惧显然是更大的生产力。
凡客在2010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电商的引爆点时刻到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这一年的淘宝“光棍节”，张勇实现了9.7亿元的销售额，比上年暴涨了十多倍。李国庆的当当网在美国上市，市值高达9.35亿美元。刘强东的京东商城实现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由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发明的团购模式被引入中国，在饭否网上折翼的王兴于今年3月创办美团网。温州外贸商人沈亚创办的唯品会，靠着“名牌折扣+限时抢购”的闪购模式，在今年取得近100万单的生意，并获得了风险投资。出生于1983年、刚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拿到MBA文凭的陈欧归国创办了化妆品特卖商城聚美优品，他将在四年后去纽交所敲钟，成为该所222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度高速发展的国美和苏宁陷入停滞的瓶颈。国美受黄光裕入狱影响陷入混乱和内斗，苏宁的1342家门店出现史上第一次业绩下滑，张近东的“全国3000店”梦想已无实现的可能。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和家电公司，都进入销售乏力的可怕通道，此消彼长之间，人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到来。
在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到底有多少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部门，一直是一个谜。有人猜测是95%，有人说是八成，这大概是一个永远无法计算的数字，但是民企集团的被边缘化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集体心理。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发言中坦言：“这块蛋糕民企没有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我们民企根本没有打算拿这钱。”
在本部企业史上，2010年是民企心态的转折之年。沮丧和不满渐渐发酵成整个阶层的不安全感，对实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下降，身份和财富转移渐成活跃的暗流。自此之后，民企业者聚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讨论两个私密话题：孩子去哪里留学？自己往哪里移民？而这在之前是并不常见的情况。根据胡润的富豪报告显示，财富阶层的大规模移民正是从2010年开始的，其中很多人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投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10年有772人移民美国，2011年猛增为2408人，2012年为6124人，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倍和2.5倍。2015年，美国政府共签发9764张EB-5（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大陆8157张，占比高达83%。
新浪微博创造了一个互联网上的“公共广场”，它在过去一年多里所搅动的舆论潮流，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同时带有狂暴和近乎失控的原生态特征。日后来看，2010年的微博世界竟是最后的一次广场草根狂欢。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就被预言要崩盘，譬如在1989年、1998年、2001年和2008年，而此次的克鲁格曼警告是最新的一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家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耐受力和可以腾挪的空间。如果仅仅在存量的意义上，也许那些年份的中国都已经有一只脚滑到了深渊的边缘，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总是有新的树枝突然出现。这些树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国际化红利、货币泡沫或者消费升级。在2011年，那根最粗、最醒目的树枝，叫作互联网冲击波。
2012年11月5日，褚橙上线，五分钟内售出800箱，把本来生活网的服务器弄宕机了。三天内，20吨售罄，网站紧急订货，10天内卖掉了200吨。褚橙很快成为所有橙子品类中的“互联网爆品”，没有人会料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格化品牌，会由一位“囚困”于哀牢山的85岁老人来引爆。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网站的几个年轻人为褚橙想出来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汉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在危机四伏的2012年，八旬老人褚时健以互联网的方式重新创业，无疑在年末让人们心生敬意和勇气。本部中国企业史，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史，每一个产业的颠覆及重构背后，都起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时间之针会在终止之前一直前行，它裹挟一切，向不确定性宣战。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金融产业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很长时间里，这一产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一切，二是民间资本滴水不进。对现状的突破，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次第展开的。
到2013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数量从无到有，已经突破1253万人，是中国商业世界里最活跃，也具有财富能力的族群，他们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态度是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界教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自然引起极大的争议，也体现出企业家群体在公共立场上的分野。王瑛的“退岛声明”发布后，在企业家群体内，迅速分化为“挺柳派”和“挺王派”，争论持续了大半年。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几经波折，在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达到沸点，然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国进民退”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民营企业家被边缘化，央企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失望情绪持续放大，从而引发了移民潮，民间投资热情下降。2011年到2012年之间，企业家的焦虑达到了顶点，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立场，万达的王健林宣称自己的做法是“远离政治，靠近政府”，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在一次公开访谈中称，“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
在一个强势政府和法治尚不完备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进取能力十分羸弱，甚至在某些时候，连合法权益的自保都岌岌可危，他们更多的是新环境的适应者，而非创造者，寄希望于他们成为体制突破的先锋力量是一种过度的妄想。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真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层面的“共识瓦解”。
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这一“共识瓦解”的景象，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在未来的前行中浮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林林总总的迹象表明，2014年的冬季是一个燥动不安的季节，年初所设定的“去杠杆、调结构”调控目标貌似已无人再提，一个新的“泡沫周期”正如期而至。与五年前大张旗鼓的“四万亿计划”相比，这一次的“泡沫制造计划”在舆论造势上非常之低调。
面对宏观经济局面的戏剧性波动，似乎可以得出两个这样的结论：第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充满了弹性，它既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它仍然在一个内生式的成长通道里徘徊运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毕现无疑，现实以无比直接的方式告诉执政者和理论界，在转型任务艰巨的中国，货币的去杠杆化与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似乎是两个难以同时达成的目标，市场化力量的激发以及其对垄断体制的冲击仍需假以时日。
回望三十年前的1984年，柳传志创办联想、张瑞敏创办海尔、王石创办万科、牟其中创办南德、南存辉创办正泰、潘宁创办科龙，他们的集体出现，如群星闪耀中国，堪称“企业元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中有的人已泯然众生，有的人深陷牢狱，另外一些则在困顿中坚守。商业世界里，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年轻的后来者，甚至出生于1984年的马克·扎克伯格俨然已成为新的世界级偶像。
可是，也是在2014年，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海尔的家电业务陷入成长乏力的困局，产品利润“薄如刀片”，遍布全国的20万家海尔专卖店曾经是最锋利的营销利器，如今却可能成了“最沉重的负资产”。在这一年，拥有8万员工的海尔裁员1.6万人，并宣布将继续裁员1万人，引起极大的震动。
张瑞敏决定自我革命，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成语——“自以为非”，即过往种种皆可断舍离，“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其实，青春年代的每一次荒唐都是闪光的，它也许经不起推敲，却没有人有资格去嘲笑它。一直泡在产品里的马化腾对此的体会也许最深，他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感慨地说：“创新永远属于年轻人。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人间所有的遭遇，一半是诗意，一半是苦难。你将历经沧桑，我已竭尽绵力。
如果把方便面的销量下滑曲线与农民工增速的回落曲线做一个对照，就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们几乎都是在2012年前后达到历史的峰值，然后呈现同步下滑的一致性态势。
也许没有什么理论比“曹德旺算账”和“方便面经济学”更为直观。如果把中国的产业经济转型称为“下半场改革”，那么，消费升级、劳动力优势再造和合理减税，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几个大主题。
7月，投资界的“老顽童”薛蛮子突然也冲进了区块链市场，他在短短八天时间里像扫货一样地投资了12个区块链项目。他与李笑来搭肩狂笑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有意思的是，两人还联手投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项目，它的核心创业团队的名字均以英文呈现，其中有“北美物理学博士”“人类第一颗BTC/LBC双控芯片公司创始人”“国内收入最高的游戏公司CTO兼创始人”等，他们发行的货币叫“马勒戈币”。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戏剧，你看懂了开头，却每每猜不中结尾，不过，无论如何，所有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刻。2015年企业界最耀眼的明星贾跃亭终于走到了职业生涯的“谢幕时间”，他的发布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万达涉嫌“内贷外投”，今年年初，有媒体统计万达的海外投资额已达2250亿元，与此同时，万达在国内金融体系的贷款额也达到2000亿元的规模。这一景象很难说是正常的，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王健林投出去的钱既是他的，也是银行的。
万达现象在国内并非孤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137亿美元激增至2015年的1878亿美元，增长了1294%。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达到438笔，累计宣布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又大幅增长了148%。相对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过去的一年半里缩水近1万亿美元，伴随海外并购而来的资本外流景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部企业史上，一个又一个的企业起落故事告诉人们，成功是多么不可靠的一件事，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发出的那个著名的设问：“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任正非似乎是一个笛卡儿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承认知识的有限程度，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缺乏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求知求实的目的。放置于中国，他则类似于商鞅、曹操这样的人物。
“向死而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元命题之一，死亡在存在论上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萨特才说，“我不是为着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在任正非的所有传世文本中，均未见他言及任何哲学家思想，这只能说，是生命的苦难和磨砺让他成了一个悲观的勇敢者。
华为是一家非常独特而神秘的企业，在资本架构的设计上有两个特点。其一，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余的98.99%属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10多万名华为员工在服务期间享有股息分红权，离职之后则再无瓜葛。任正非说这一制度设计是当年他与老父亲讨论的结果。其二，华为是资本市场的“绝缘体”。在2013年4月的一封内部邮件中，任正非明确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内，公司不考虑整体上市，不考虑分拆上市，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游戏。”
四十年来，一切已经出现的、正在发生的，都无可厚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着的巧克力，它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是苦涩的，但是，其内心却是一致的焦虑。
焦虑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特征。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到2008年的时候，广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围墙都被冲击和推倒，每一个城镇、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的盛大举办，给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荡的岁月记忆。
再过了十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孙中伦们也成熟起来的时候，新的国民命题开始出现了。人们发现，旧有的机遇、经验和能力消失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替代物质发展成为新的挑战，甚至连互联网也形成了让人畏惧的垄断性力量。
从1978年的徘徊苦闷，到2008年的激越亢奋，再到此时此刻的群体焦虑，四十年的中国以空前的破坏性创造，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格局。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迈向更辽阔的未来。
对抗焦虑的最好手段，也许仍然是不甘现状和剑及履及的进步。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对这一现状的漠视，造成了很多中外学院派学者的长期误判。
透过本部企业史所描述的无数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
制度创新——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规模可能形成的势能，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荷兰皇家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十年后的2017年，榜单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脸书、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七位爱穿牛仔裤的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而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三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床高岸低，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从1918年到2018年，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读书笔记 第(2)篇
2008年，原来已经10年过去了。那一年，我上初二，每周的零花钱是5块钱，比我姐姐上初二时的3块钱要多。我所记得的大事只有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但往后9年，每年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呢？一时之间竟然毫无头绪。当你身边的环境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如一潭死水般沉寂时，你很容易失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力。而当你身边的环境，每天甚至每分每秒都发生着许多事情，根本来不及回顾，你同样会失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力。所以，为了不遗忘，我们需要记录，需要回顾。自己的生活，可以通过写日记来记录和回顾，正如我从新学期开始所做的那样。但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时代而言，读吴晓波先生的企业史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最近十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身处其中，只是被浪潮推着一点点往前走，丝毫感觉不到自己走了多远。可是回头一看，来时的路，已杳不可寻，亦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将向何方。这就是全书最后所提及的“焦虑”。是啊，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你享受着它带来的快感，但终究你要参与进去，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你会被抛弃被扔进海水。或许，“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读书笔记 第(3)篇
激荡十年，读起来没有三十年那么的澎湃n读三十年时更多的是想象，想象当年何等场景何等心境，而这十年却是回忆，章节勾起的回忆，也在想当时的自己体会到了几层，身在其中却又被裹挟着向前！n这十年，激荡二字算不上，吴晓波的水大鱼大或是点睛，但全书更多的还是罗列和陈述周遭发生的大小事件，少了些许提炼和思考��，或许这十年是——游荡。汪洋无惊涛骇浪，有的是小舟无问西东的游荡n体量上的超越，互联网的革新，资本的游戏，中产的到来，未来的定义……算不上扑朔迷离，最多是磕磕碰碰，茫然也换成了彷徨，都是可控的！也就不那么吸引人了！而愈加清晰，亦为时代趋势，无需厚此薄彼n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快速地落实各种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继续努力！n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