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读后感1600字
第三册 奠基者
周王朝
周人是生于忧患的，是理性的。
商王朝六百多年，而武王伐纣从出兵都胜利只用了三十多天。周人、周公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天命无常，周王朝从起始就是生于忧患的王朝。
作者说，这种冷静和理智，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许是因为周人是农业民族的原因。
周人的祖先是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周”字甲骨文和金文，就是一块农田。此时的周，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代表，是继夏的水利技术、商的青铜技术之后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辛苦，需要不违农时，精耕细作，还未必一定会有好收成，稍有不慎就会颗粒无收，前功尽弃，因此必须未雨绸缪。这种理性自制从周起始，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刷上底色。
周灭商，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农村包围城市一点点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完成了《周易》一书。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
武王伐纣成功，其实只是灭掉了商的总指挥部，还有大量的前朝余党散在中原（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ps：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对这些势力，周人的方法是分封而治—封建社会由此开端，周才是纯正的封建国家。
封建—封而后建。
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大夫，硬件安装好了。
建立井田、宗法和礼乐，系统安装好了。
开机。
作者说：封建是一种秩序。
建，是建国，统共分三步：授土、授民、授爵。是向诸侯授，是一个仪式。授土表明这个诸侯对这方土地拥有使用权；授民是授予诸侯人民，包括原住民、本族臣僚、殷商遗民，表明诸侯对这些人民具有统治权；授爵是指定国君，表明诸侯的权力合法，并拥有世袭权。
奔赴各自封地的诸侯需要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祖先，社稷祭祀土地和谷神。
之后是将人民编组，土地分块。井田制就此形成：中间一块公田，周围八块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都是这样“周边封疆，中间阡陌”。
封建制就这样把世界分成了3个层次：最高的叫天下，领袖为天子；次一级的叫国，君主叫国君；再次一级叫家，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而来）“封”是划分势力范围，“建”是厘定君臣关系（此时作者又一次发挥其文学出身对文字咀嚼的热爱）。
这种邦国制，是我们民族独创性的，或者准确来说，是周人的制度创新，在别的国家都没有。
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的观念体系，是一个完全自洽的系统。
证据呢？甲骨文、金文文字的演化。（易神不亏是文学出身，擅长拿文字做铁证）也许解读见仁见智，起码这里再次明晰了作者的历史观。
周之前，甲骨文里是没有“德”这个字的，有类似的，也只是“得到”的意思；周之后的青铜器上才有了现在的“德”—因此作者认为“以德治国”是从周开始的政治理念，周，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周，起于忧患意识，因知“天命无常”，所以有“君权天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名为“天授”，实为“民授”，所以“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归于人”，是群体的、国家的、伦理的人；群体之上，一个中心“以德治国”，两个基本点“礼乐”，“以圣人代神祗，以礼乐代宗教”—“知行合一践于行”，是群体的、国家的、伦理的行；井田制的小农经济，家天下的体制，邻里乡亲的，以德与礼这种纽带管理，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加合适，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
另外，作者在本册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士是周人最大的失误。他认为，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是最适合培养的中产阶级的一群人。然而周的制度养肥了诸侯和大夫，士却成为了这些人的帮手。当然也有希望挺身救世的士们，比如文士“儒家”、 武士“墨家”、隐士“道家”、谋士“法家”。
本卷中所涉及的史实来源—《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
